“你是貴州人，還是廣東人？”對“80后”王佳（化名）來說很簡單的問題，她的孩子卻可能已經(jīng)答不出了。

　　王佳是2億多農(nóng)民工的一員。今年2月，國務院農(nóng)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發(fā)布，目前全國農(nóng)民工總量2.74億人，其中，外出農(nóng)民工1.68億人。

　　中國城鎮(zhèn)化進程已邁過50%關口，這背后，是無數(shù)打工青年人生軌跡的變遷。近日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一書，講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個體、群體和社會的現(xiàn)實與未來。“票子”、“房子”與“孩子”，這些當下青年普遍關心的問題，在新一代青年農(nóng)民工眼中，又有著怎樣的解讀？中國青年報記者探訪書中主人公，為你勾勒答案。

　　“票子”：平均月入2864元，有人希望“買寶馬”

　　從1998年到2015年，王佳的17年幾乎都在東莞度過。

　　王佳老家在貴州遵義的農(nóng)村。初中一畢業(yè)，她就瞞著家人，和5個同學一起來東莞打工，一直在東莞各個區(qū)鎮(zhèn)間輾轉(zhuǎn)。

　　“剛開始什么都不懂，每個月拿250元就很高興了。”剛到東莞的王佳沒有經(jīng)驗和學歷，等待她的只有低回報的體力活。從1998年到2003年，王佳先后在印刷廠、塑料廠、電子廠工作過，月工資也從最初的250元慢慢升到1500元。

　　2003年，她用打工攢下的錢遠赴黑龍江學日語，之后又回到了東莞。“因為我對東莞最熟悉，找工作也不再局限于體力活。”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現(xiàn)在，她當上了車間小組長，月工資3500元，扣掉住房公積金和社保之后，還能剩下約3200元。

　　王佳的收入沒有“拖后腿”。據(jù)國務院農(nóng)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今年2月發(fā)布數(shù)據(jù)，外出農(nóng)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和她相比，離開老家河南、到江蘇打工的 張占波，則在平均線上下“掙扎”。

　　這個生于1983年、曾在礦山拿3000元月薪的青年，現(xiàn)在在蘇州的電器廠拿1900元月薪。他租的房間約7平方米，月租金260元。“感覺一個月存上200元就不錯了，壓力太大了。”

　　“相對于這樣的收入水平，80后和90后的打工者的消費欲望，是非常高的。”長期研究打工者群體的NGO“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fā)展中心”志愿者、《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作者呂途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她印象最深的是張占波的夢想：“別人開寶馬，我們也可以努力有錢去開寶馬。我說不上來怎么樣才能掙到錢開寶馬，但是我覺得有可能。”

　　“他不吃不喝幾十年，也不一定能買上寶馬車。為什么一份更高的工資不是夢想？為什么建設一個健康的家庭不是夢想？”呂途分析，“對青年一代打工者來說，寶馬可能代表的不只是一輛汽車，還代表了成功、地位、品味乃至社會認同等等符號。在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眼里，消費已經(jīng)不止是為了滿足需求，還是為了滿足面子、攀比的欲望。”

　　房子：城里買房“付不起”，老家建房“住不上”？

　　“成家”，是蘇浩民最心心念念的事，也是他現(xiàn)在面臨的最大困難。

　　蘇浩民來自湖南新化縣，現(xiàn)在蘇州的一家模具廠打工。在此之前，他先后在東莞、深圳、北京工作過。離開北京時，他和當時的女友分手。

　　“結(jié)不了婚讓我很苦惱。”蘇浩民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我將來想回老家生活，但是在蘇州和老家都還沒找到合適的對象。”

　　他認為打工過的這些城市只適合工作，不適合生活。“因為房價太高，買不起房子。”

　　面對大城市的高房價，蘇浩民的選擇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樣—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攢的錢、父親的資助，加上借外債，蓋起了新房。“這是我這些年來最大的成就。”從此，他的工資要用來為房還債。

　　呂途分析，對于正在存錢蓋房的打工者來說，其他的消費都要被壓到最低。“雖然有的工友的月結(jié)余比例比較高，但是他或她一旦蓋房，就立刻進入負債狀況。”

　　呂途認為，這種“打工者在老家買房、自己長期漂泊在外”的現(xiàn)狀相當常見，是一種“加和為零”的游戲：“當房子和居住地長期分離的時候，房子存在的意義大打折扣。城鎮(zhèn)化在大步推進，在農(nóng)村蓋房子的人后悔了，在鎮(zhèn)上買房的人又趕不上時代的發(fā)展了，想在縣上買，卻已經(jīng)買不起了，一輩子辛苦掙錢，就是為了買跟不上時代步伐的房子？”

　　一些“80后”青年打工者告訴記者，傳統(tǒng)上，買房子是為養(yǎng)老，但是，因為自己的子女將來必定不會在老家謀生，等老了以后，也許仍會面臨“無法養(yǎng)老”的問題。

　　對于回老家之后的生活，蘇浩民還沒有明確的規(guī)劃。“如果40歲之前能回去，就在老家找點別的事做；如果50歲才回去，就打算學一門手藝，用手藝謀生吧。”

　　買房問題，也折射著部分青年打工者的消費觀。

　　呂途認識一位“90后”打工者小尹，他在一家汽車制造廠工作，工資一個月2000元左右。他在網(wǎng)上申請搖號，入住了重慶市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區(qū)，租金加水電費合計約每月600元。

　　呂途曾去過他家里參觀：“印象很不錯，約30平方米。廚房和廁所都是原本就裝修好的，他自己買了家具、裝了木地板，花了2萬多元。”

　　按照政策，租滿5年后，小尹就可以購買這間房。在旁人眼中的“幸運”，卻被這名“90后”棄如敝履。“我問他：‘將來是否會把這個房子買下來？’他很吃驚地看著我說：‘我如果買房子就表示我要結(jié)婚了，我怎么可能滿意這樣的房子？別人都住別墅了，我卻住廉租房。太沒有面子了。’”呂途回憶。

　　孩子：缺少“家庭生活”的一群

　　每近年關，當今青年一代在網(wǎng)絡上宣泄“過年回家遭長輩逼婚”帶來的苦惱，已成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王佳的上一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帶來的。

　　2007年時，她26歲，“家里人已經(jīng)非常著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經(jīng)朋友介紹，她和上一任丈夫開始了用短信、電話撐起的“異地相親”。

　　2個月后，介紹人就帶男方去見了王佳的父母。王佳的回憶是：“大家都覺得可以。我父母說我們年齡也差不多，兩家離得也不是很遠，回雙方家庭都蠻方便的。”但直到此時，兩人還沒見過面，甚至都沒視頻聊過天。

　　在雙方家庭的催促下，他們于2008年10月“閃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長期工作在東莞，丈夫在遵義市里工作，孩子成了農(nóng)村留守兒童。生活在三地的他們，組成了“沒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對此很苦惱，又無法放棄城市的打工生活：“當時如果我回去帶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資，也就夠房租、水電和基本生活費，再過三年五載，還是沒錢。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幾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來。”

　　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最終，自己還是選擇了離婚，留在城市?，F(xiàn)在，她也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兩人都在東莞打工。

　　對于王佳這樣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問題，呂途認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會屈從于父母‘以愛的名義’的強迫，不取決于子女對父母的愛有多深，而是取決于青年對自己未來定位的認識。”

　　她分析：“如果農(nóng)村青年未來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戀愛、結(jié)婚對象是否來自同村或者鄰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從于父母的強迫，大多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沒有把握和自信。當自己都很迷茫時，聽了父母的話，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錯誤決策可能帶來的責備，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這個‘最后的庇護所’。”

　　王佳現(xiàn)在確定，自己要在東莞定居。“這里工作機會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東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2014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倆沒有把孩子留在身邊，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個新的“留守幼童”，由爺爺奶奶照顧。

　　“如果將來條件允許，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邊。”這是千千萬萬個王佳的夢想。但是，已被父母帶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們，會比留守兒童更幸福嗎？

　　2014年，呂途對北京一所農(nóng)民工子弟學校—皮村同心實驗學校5年級的學生做了社會調(diào)查。在學生的煩惱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調(diào)查問卷的字里行間，彰顯著青年農(nóng)民工初為父母的諸多壓力。學生們的原話有：“爸爸媽媽脾氣不好”，“我讓爸爸戒煙，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媽媽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壞”……

　　戶籍：外地青年是“過客”嗎

　　“來北京有十幾年了，一直沒再離開過。”出生在遼寧本溪的姜國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1992年，姜國良就離開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著家鄉(xiāng)的劇團四處奔波，去過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來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國良有兩個兒子。“我不是重視物質(zhì)的人，未來最大的困難就是孩子的教育，將來考中學，非京籍的孩子會面臨種種困難。”

　　他也在未雨綢繆，一方面想給孩子入北京電子戶籍，另一方面也在打聽老家的學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適，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學，這也是沒辦法的。”

　　在京十幾年，姜國良依然不認為自己已經(jīng)在北京扎下了根。“這個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較適合小鄉(xiāng)鎮(zhèn)里安逸的生活。未來是不是會回家，我也說不好。”

　　同樣的心態(tài)，出現(xiàn)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王海軍身上。

　　1988年出生于山東農(nóng)村的他，已經(jīng)在一家江蘇的德資企業(yè)站穩(wěn)了腳跟。2014年，他在打工的城市付了房子首付，今年準備和女友結(jié)婚。“我個人最大的成就，就是這幾年沒有像好多人一樣‘吃家里的’。我自己努力攢出了首付，這是親手勞動所得，我很滿足。”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但他依然沒信心從此留在打工的城市。“家鄉(xiāng)的親人、朋友，都離蘇州太遠。雖然自己在這里工作，但朋友圈子還是比較單調(diào)的。將來小孩上學，戶口問題也很麻煩?，F(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信心說，未來幾十年一定都在這里。”

　　呂途分析，“過客心態(tài)”是打工群體最顯著的心理特征之一。她曾家訪過一對在廣州番禺新橋村的打工者夫妻：“他們已經(jīng)在番禺住了十多年,兩個兒子都是在這里出生的。但家里面除了兩張并在一起的雙人床,沒有任何家具，所有的東西，都放在各種紙殼箱里。”

　　“從農(nóng)村到城市，青年打工者的生活、思想、消費方式都發(fā)生了變化。他們適應了城市和打工生活之后，下一步就是實現(xiàn)在城市發(fā)展的夢想。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nóng)村，目前，他們還迷茫在城鄉(xiāng)之間。”

　　“也許大家認為，打工者本來就是過客，這不完全符合事實。”這名曾去德國探訪土耳其移民的學者說，“從居住地的穩(wěn)定性來說，打工者傾向于在一個地方落腳的趨勢是明顯的。移民人口總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回不去老家了。”

　　現(xiàn)在，姜國良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們這群從農(nóng)村到城市里來的人，能夠生活得更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在我們打工的城市，從弱勢群體變?yōu)楦杏绊懥?、更有自信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