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標準，向來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一方面，最低工資標準高了，企業(yè)用工成本會增加，經營負擔會加重；另一方面，最低工資標準低了，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恐怕難以保障，甚至也有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換言之，站在企業(yè)角度與站在政府的角度、站在民生的角度，會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產生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

當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權威人士在官媒上道出的“L”型經濟發(fā)展曲線更是意味深長。而且，最近的一次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是發(fā)生在去年年底，有幾個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已經突破了2000元，而最低工資又是一個稅后的概念，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高的用工成本。此語境下，通過延緩最低工資調整周期降低企業(yè)的負擔，也算是人社部門的積極作為，對經濟復蘇，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最低工資，終究是一個市場化的東西。它不應該代替社會的基本保障制度，也不應該給企業(yè)造成巨大的負擔。延長最低工資調整的周期，應該視作政府尊重市場規(guī)律的行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要知道，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國家不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制度。原因就在于，他們的政府不希望通過強制手段來干預公司行為。而社會勞動力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應該由市場決定，政府年年調整最低工資，看起來很美，很得民心，但實際上是在破壞市場。

工資與勞動付出，是市場經濟中的兩個重要因素。有些時候，政府能不能對最低工資發(fā)布一個漂亮的數(shù)字，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地方的勞動力市場究竟處于供大于求狀態(tài)，還是供不應求的狀態(tài)。如果存在嚴重的“用工荒”現(xiàn)象，則企業(yè)想不執(zhí)行最低標準都難?？墒?，如果某一行業(yè)、某一年齡段的勞動力并不緊缺，則恐怕即便是低于最低工資標準，也有人削尖了腦袋搶工作。

制約國民收入的癥結，也遠遠不在最低工資這個問題上。沒有集體協(xié)商工資制度，沒有真正能夠為勞動者維權的社會團體，僅僅靠人社部門的強制命令，最低工資標準也很容易被架空。事事指望訴諸法律，只能導致兩敗俱傷。而且，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出，也應該是各個地區(qū)、各個行業(yè)的職工團體來提出的，維權和訴訟事宜也應該由團體來完成。

因此，調整密度過大的最低工資，就像是社會的“形象工程”。但是，在經濟“新常態(tài)”下，這種形象工程已經越來越凸顯出一些經濟弊端。此語境下，延長最低工資調整周期，甚至是暫緩數(shù)年，是讓靈魂跟上來和尊重市場之舉，也是落實十八大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