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9日，2014年度國家科技獎在京揭曉，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黃曉軍帶領團隊憑借“移植后白血病復發(fā)及移植物抗宿主病新型防治體系建立及應用”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白血病可以治愈嗎？在大多數(shù)人的心中可能都要打上個大大的問號。

“白血病是不治之癥這個概念是錯誤的。”黃曉軍認為，通過合理治療，相當多的病人可以長期生存甚至治愈。

“骨髓移植是治療惡性血液疾病的有效方法。在骨髓移植之前，最重要的是要有供者?！秉S曉軍介紹，在骨髓移植技術的早期，供者的主要來源是同胞兄弟姐妹，而且要求配型完全相合。

經(jīng)過十幾年的努力，黃曉軍團隊找到了突破供體限制的新途徑，使半相合——也就是父母供給子女，或子女供給父母進行骨髓移植達到與同胞兄弟姐妹間移植同等效果，從而使骨髓移植的供體選擇從“有或沒有”變成了“選哪個更好”。

黃曉軍帶領學生在實驗室觀察單倍體骨髓移植數(shù)據(jù)

誰是黃曉軍？

相信絕大多數(shù)國人和媒體都不太熟悉。

對于黃曉軍，可以簡單用這樣幾段話來概括：

自西醫(yī)傳入中國至今，我國95%以上的西醫(yī)臨床治療方案來自于西方臨床技術。而他，恰恰就是那個95%之外——不到5%由中國人原創(chuàng)的西醫(yī)臨床治療方案的創(chuàng)造者之一；

他和他團隊原創(chuàng)的“單倍體骨髓移植體系”治療方案的出現(xiàn)，讓白血病是“不治之癥”的歷史終結。該方案還被世界骨髓移植最高學術機構冠以“中國方案”在各國推廣；

他還是迄今為止第一位站在美國骨髓移植會議（ASBMT）演講臺上的中國人。而他和他團隊原創(chuàng)的臨床醫(yī)療方案，成為目前全球一半以上治療白血病單倍體骨髓移植患者的首選方案；

因為突破了長期以來困擾世界的白血病骨髓移植“供體不足”的難題，他被西方骨髓移植界認為是中國的“下一個屠呦呦”，2016年底他被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評為諾貝爾醫(yī)學獎的“明日之星”。

■期待科學“第二春”

3月7日，早晨7點半，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辦公室，剛剛結束查房的黃曉軍正在全神貫注地寫一封英文電子郵件。到了約定的時間，他準時地坐在了辦公室里。

利用黃曉軍起身迎接、倒水的時間，我迅速瀏覽了一下他的辦公室：不到6平方米的辦公室，除了一張辦公桌、一臺電腦、兩把椅子外，就是后面的兩個堆滿了各種書籍的大書架。

而我們的采訪就從本報今年兩會期間的特別策劃——《追問“陳凱先之問”》開始。

“我是5日看了你們3月3日那期《追問“陳凱先之問”》的。為了弄清問題，我又專門從網(wǎng)上搜索出去年兩會期間你們報道的那篇《陳凱先之問》?？戳艘院笞屛页了己芫?，內(nèi)心的真實感受是沉重、興奮。說實話，有很多感觸?！北M管已經(jīng)過去了幾天，當提起這個話題，黃曉軍依然一臉的激動。而他的同事和學生們說，黃曉軍盡管是一個性情中人，平時卻很沉穩(wěn)，不是一個很愛激動的人。

“看了這兩篇文章之后，讓我一下子回想起中學時代?！秉S曉軍說，那還是在他讀初中時一個春天的上午，學校突然組織全體師生在操場上學習一份文件。“這在當時不多見。后來才知道那是校長照著《人民日報》幾天前郭沫若在全國科學大會閉幕式上所作的《科學的春天》的講話。除了照讀那個講話稿外，校長還向我們描述了當時中國的科技成就和百廢待興急盼科技人才的社會背景?！?/p>

雖然那時還小，但黃曉軍能感受得到那段時期和此后幾年里，全國上下都散發(fā)著崇尚科學的氣氛。而這種氣氛最初可能是在科技界內(nèi)部，但后看來慢慢地擴散到整個社會——從高校到中小學，后來深入到了工廠和農(nóng)村，科學走進了尋常百姓家。黃曉軍還依稀記得，“文革”后全社會掀起新一輪尊師重教之風，就是在這種氣氛下形成的。而那時，無論是中學生還是小學生，你只要問他以后上大學學什么，在大家還分不清科學分類的情況下，很多人的回答多是“當科學家”。黃曉軍后來選擇學理科，就是受到那種氛圍的影響。

看到去年陳凱先院士與本報記者的對話和今年《追問“陳凱先之問”》系列報道，黃曉軍似乎覺得心里一下子輕松起來，“兩會關注這樣的話題，讓我覺得中國很可能迎來科學的第二個春天?！?/p>

黃曉軍也承認，說“科學的第二個春天”不一定確切。因為自1978年迎來“文革”后第一個“科學的春天”以來，中國在科技發(fā)展方面不斷前進，比如航天等很多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近30年來，中國一直都沐浴在科學的“春天”里。不過，黃曉軍也認為，從本世紀初開始，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更多關注對物質(zhì)世界的追求。尤其是近些年來，一些人和媒體成了“傍大款”、“追星族”的追隨者和吹鼓手。甚至兩會期間也如此：一提起某某明星，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但說起當代中國的科學家，卻很少能說得出，甚至對中國科學領域取得成就的了解，遠不如知道哪些明星唱了哪些歌、演了哪些影視劇熟悉?！巴艘徊秸f，你可以不知道科學家名字，但對科技取得的成就應該了解?！?/p>

黃曉軍補充說，不是說明星就不應受關注：“問題是一些媒體為博得收視率和眼球過分渲染和追星，留給本該著力宣傳的科學教育等的空間就很小了；而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助長了時下一些人尤其青少年瘋狂的‘追星’之風。這就讓這個年齡段的人本應該去探求的科學‘靠了邊’。我總覺得一些人和媒體的關注點出現(xiàn)了錯位?！倍慨斶@個時候，黃曉軍總會有一種期待：希望中國能迎來全社會崇尚科學“第二個春天”，而這個“科學的春天”不只屬于科技者群體，而應該屬于全社會。只有全社會都崇尚科學，國家才可能真正走向富強。

■自信地發(fā)出“中國聲音”

2016年2月18日，“美國骨髓移植會議（ASBMT）”在夏威夷檀香山開幕。這是國際血液病研究領域中的頂級學術會議，在黃曉軍之前，還從來沒有中國人登上過這個會議的演講臺。這次，他應邀介紹了自己團隊的研究項目———“非去T細胞單倍型造血干細胞移植供者優(yōu)化選擇體系”。這一移植方案，從2015年開始，被國際醫(yī)學界稱之為骨髓移植的“北京方案”（也稱“中國方案”）。這也是國際社會承認的為數(shù)不多的中國原創(chuàng)的西醫(yī)臨床治療方案。而一直以來，中國的西醫(yī)臨床治療方案被認為有95%以上來自于西方技術的拷貝。

作為一種惡性血液疾病，白血病的死亡率位居兒童惡性疾病死亡率的第1位、成人惡性疾病死亡率的第6位。按照傳統(tǒng)理論，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HLA（人類白細胞抗原）一致。但這種相合的幾率在父母與子女之間只有1/2，兄弟姐妹之間只有1/4。而沒有血緣關系的人群，全相合的概率只有十萬分之一。中國獨生子女家庭多，供者來源就更加稀少。因此，骨髓供體來源不足成為長期以來困擾白血病治療的世界性難題。

要解決供者來源問題，最好方案就是單倍型，簡單說是在HLA不完全相合的情況下進行移植。

早在1989年，黃曉軍也開始從事血液病臨床及實驗研究，接觸了大量病例?？粗切┯捎诠┱邅碓慈狈Χ咄稛o路的病人，他不得不逼著自己向前探索。

而彼時，世界各國也紛紛開展“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技術研究，這種方法只要求一半配型相合就可以，即“半相合”。黃曉軍解釋說，人類的遺傳基因一半來自父親，另一半來自母親，所以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染色體有一半相吻合。這就意味著，只要是有親緣關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甚至堂表親之間，都有可能符合要求。如果這一研究取得進展，那么供者來源就不成問題了。因此他帶領團隊，從1996年開始進行探索。

遺憾的是，造血干細胞中有一種T細胞，不僅能抗腫瘤、抗感染，對正常細胞的殺傷力也同樣大。因而，采用“半相合”技術進行移植，常會出現(xiàn)令人頭疼的“抗宿主病”。由于接受移植的患者排異反應非常大，移植后生存率僅為20%。為應對這個問題，國外醫(yī)學界的研究，普遍著眼于將T細胞去除。但完全去掉T細胞后，患者術后出現(xiàn)感染和復發(fā)的幾率又有所升高，所以，“半相合”技術沒能得到推廣普及。

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黃曉軍調(diào)整思路，轉向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期待從中“求解”。

“西方文化比較直接，不好的東西就要去掉。而東方文化則更加辯證和具有柔韌性?！秉S曉軍認為，正如T細胞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不必完全扼殺它。他說，我國有一個成語叫“先抑后揚”，如果前期把T細胞的功能先抑制下去，等到后期再把它發(fā)揮出來，這樣前期它既不會抵抗宿主，后期又能發(fā)揮抗感染作用。

自此，黃曉軍開啟了人體內(nèi)抑制細胞排異功能的機制，并逐漸形成了中國原創(chuàng)的“單倍體相合造血干細胞移植”技術體系。

2000年，黃曉軍的第一例“不去T細胞單倍型造血干細胞移植”病人，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康復出院。

黃曉軍很是欣喜，同時又很是謹慎，小心翼翼?！斑@就有希望了。接著我們做了第二例，也是復發(fā)的患者。”這一年，黃曉軍完成了5例單倍型移植。

“完成第一例、第二例，并不代表你就成功了，因為一個好的臨床方案需要持續(xù)穩(wěn)定的效果。所以，我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秉S曉軍說。

2004年，當成功案例數(shù)達到100例時，黃曉軍在一個小型內(nèi)部會議上通報了他的成果。

但黃曉軍的數(shù)據(jù)，并沒有如預料中那般得到同行的認同。他們在私下說：“你還真相信黃大夫那個結果嗎？我們都做了這么多，怎么就不行呢？”

受到質(zhì)疑和挑戰(zhàn)的黃曉軍當時覺得自己很“冤”，但后來他慢慢體會到：“科學講究重復性，創(chuàng)新必然經(jīng)歷非議。新的東西本來就不完善，越多的質(zhì)疑和挑戰(zhàn)，越能幫助你盡快成長?！?/p>

事實和數(shù)據(jù)能夠說明一切。黃曉軍團隊的成功案例數(shù)，隨著時間持續(xù)上升。

2007年，黃曉軍正式向北大醫(yī)院報告：造血干細胞移植供者來源難題已經(jīng)破解，北大人民醫(yī)院血液病研究所建立“HLA不合造血干細胞移植技術體系”，從配型、抗排斥、抗感染、復發(fā)等諸多環(huán)節(jié)有效解決了難題。

從2009年開始，黃曉軍應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邀請去作報告。在當時，MD安德森癌癥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干細胞移植中心，這里聚集著眾多該領域的世界知名專家。

這里專家對黃曉軍的態(tài)度是：既有懷疑，但又覺好奇，想聽聽。他們私下的評論是：“中國人的結果你也信？”甚至一次會議上，一位美國專家“引經(jīng)據(jù)典”表達他對結果的不信任，“恨不得就直接說你的東西作假”。

盡管英語不算“特別好”，黃曉軍卻并不畏懼。他認為，這就是中國人發(fā)出聲音的機會！除了爭取“說”的機會，他還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堅持”。他堅信自己的方案可行，并不斷地完善它。

“其實，最早研究這一方案時，國際上已經(jīng)放棄，團隊里也開始有人退出。他們說‘我們現(xiàn)在做了這么多，可是老外都不做了，我們是不是要放棄呀？’我說你這是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必須要有堅定的意志，要相信紅旗一直能扛下去，怎么能自毀長城呢？不要以為外國人都是對的、都是好的，他們一定有弱點，只是沒有給你發(fā)現(xiàn)。”黃曉軍從來不相信“國外的月亮比中國更圓”。

■為世界貢獻“中國方案”

執(zhí)著追求讓他們的方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如今，這種“人人有供體”的單倍體移植技術已經(jīng)成熟，其術后成功率達到70%，與全相合骨髓移植成功率相當，而英美等國同類移植技術的成功率僅為40%。截至2015年底，通過該方案治愈的中國白血病患者已超過5000人。

目前，該方案在法國、意大利、以色列、日本、韓國等國作為臨床常規(guī)應用，覆蓋全球50%以上的同類移植。2016年，該方案被世界骨髓移植協(xié)會正式命名為白血病治療的“北京方案”，并推薦作為全球缺乏全相合供體的移植可靠方案。該方案還被寫入國際骨髓移植權威教材，并被美國、英國等國骨髓移植協(xié)會相關指南引用。

“日本有20%的白血病患者找不到全相合的供體，采用‘中國方案’治療后，愈后效果良好?！笔澜缂毎委熃M織副主席下坂皓洋接受采訪時說，中國在白血病治療上的原創(chuàng)方案對世界影響深遠。歐洲血液學會前主席費比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方案”為白血病骨髓移植技術制定了新的標準，全球數(shù)千萬白血病患者都因此受益，“目前，歐洲、美國的患者采用中國治療方案的比例大幅度上升?！?/p>

采訪結束時，黃曉軍指著電腦里還未完成的電子郵件說，美國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學會邀請他今年5月份去作年會報告，對方提出把他的《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來自中國的展望》演講題目改成《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的展望》。因為該組委會經(jīng)過認真討論，認為他的這個報告不僅僅是來自中國的，更應該是世界的，理由是他的科研成果已經(jīng)解決了困擾世界白血病骨髓移植有史以來的難題。而邀請他這位“跨界”科學家參加，在該學術年會史上還是頭一次。

“我現(xiàn)在最大的困惑是人才培養(yǎng)?！秉S曉軍坦承，中國每年發(fā)生白血病的患者有20多萬人，需要骨髓移植治療的至少有8萬人，可現(xiàn)在全國一年只能做2600例半相合骨髓移植，其中北大人民醫(yī)院就占了800人。“原因一是國內(nèi)還沒有重視，另一方面是人才匱乏?！秉S曉軍說，他的單倍體骨髓移植方案早在幾年前就被世界骨髓最高學術機構向世界推廣，多個國家早已采用，但在國內(nèi)卻沒有引起重視。直到這兩年，這一技術還是國內(nèi)一些同行從國外引進來的。“他們不信中國人能弄出來，我們很多人缺乏自信?！贝送猓囵B(yǎng)一個骨髓移植的醫(yī)生至少需要10年，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一聽到10年就打“退堂鼓”，覺得還不如干點別的來錢快。說到底，還是因為不少人缺乏一種家國情懷，而社會也缺乏一種崇尚科學的氛圍。

黃曉軍說，科學家需要一種心系國家的情懷、甘于寂寞的精神，否則科學界本身就會出現(xiàn)浮躁之風，“中國已經(jīng)是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但我們的很多科技發(fā)展與第二大經(jīng)濟體還不匹配?？茖W發(fā)展才可能讓國家強盛，而科技發(fā)展需要很多人才，但更需要一個崇尚科學的社會氛圍?！?/p>

□相關鏈接

誰是黃曉軍？

黃曉軍，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血液科主任，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國家萬人計劃、杰青、長江學者。長期致力于造血干細胞移植基礎和臨床研究，2007年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同年擔任“教育部創(chuàng)新團隊”學術帶頭人。其領導的研究團隊承擔包括“863”、“973”在內(nèi)的20余項國家科研基金，建立了具有國際原創(chuàng)性的HLA不合白血病移植方案，在此基礎上領導建立并完善了國際領先的HLA不合移植體系；建立了國際原創(chuàng)的造血干細胞移植后白血病復發(fā)防治體系和移植物抗宿主病“預警預測-干預”體系。

他發(fā)展、完善了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體系——“北京方案”，治療白血病取得與同胞全合一致的療效，讓全世界共享“人人都有供者”的新時代。2016年，該方案被世界骨髓移植協(xié)會推薦作為全球缺乏全相合供體的移植可靠方案；該方案還被寫入國際骨髓移植權威教材，并被美國、英國等國骨髓移植相關指南引用。

黃曉軍及其團隊近兩年每年完成超過500例，累計超過3000例單倍體移植，成為全球最大的單倍體移植中心。

在舊金山舉行的美國血液學會年會上，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血液病研究所在造血干細胞移植領域取得的突破獲國際專家和媒體關注，為白血病治療帶來新思路。

白血病治療的難題是不易為患者找到合適的移植用骨髓,兄弟姐妹之間白細胞抗原相合幾率僅為25%，非血緣供者捐獻成功率更低。由北京大學血液病研究所所長黃曉軍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歷經(jīng)十多年探索，首創(chuàng)單倍體移植技術體系，使所有白血病患者都能接受父母或子女提供的骨髓。

研究團隊以1210個臨床病例為依據(jù),確認骨髓移植供者“優(yōu)化選擇法則”,包括供者是父親而非母親,患者排異發(fā)病率低,與移植相關的死亡率低、生存率高;供者是子女而非兄弟姐妹,患者排異發(fā)病率低等。

對這項成果,德國蒂賓根大學兒童醫(yī)院的魯珀特·漢德格雷廷格教授說，北大團隊提議的骨髓移植供者“優(yōu)化選擇法則”會對眾多患者的治療結果產(chǎn)生重大影響。

據(jù)北京大學血液病研究所介紹，近5年來，在這家機構接受單倍體移植的“標?！卑籽』颊?年無病生存率為68%、“高?！卑籽』颊哌@一比例為49%，高于其他一些國際知名骨髓移植中心。

■俄羅斯：

院士最高每月10萬盧布補貼

俄羅斯的頂尖科學家主要來自俄羅斯科學院，自1724年成立以來，已有19位學者獲得諾貝爾獎，其中自然科學領域有11位。

蘇聯(lián)時期的一個國際大環(huán)境是美蘇爭霸，因此當時的科研人員，尤其是軍事科技部門的研究者待遇很好。有俄媒稱，蘇聯(lián)科學院院士工資為每月700至1000盧布（10盧布約合1元人民幣），是當時國內(nèi)的最高待遇。政府為科學院院士提供高級住宅、子女入學特殊照顧等待遇。蘇聯(lián)頂級科學家還會獲得各種榮譽和稱號，比如“列寧獎”“蘇聯(lián)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此外，那時的科研人員享有較高的政治待遇，自上世紀50年代起，有不少專家學者當選為蘇共黨代會代表或進入中央委員會。

如今，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的待遇相較于蘇聯(lián)時期有所下降。他們不再享受政府提供的別墅和專車待遇，不過科學院可以建房，比市場價格便宜；科學院有醫(yī)療中心，但院士看病沒有什么特權；當選院士在申請課題、項目立項方面沒有優(yōu)待，和其他申請者一樣，他們需要經(jīng)過專門的評審委員會鑒定。

據(jù)了解，物理領域的院士月收入約3.8萬盧布，生物領域的院士約2.7萬盧布。在科研領域工作超過10年的科學家可根據(jù)學位不同獲得數(shù)額不等的津貼，科學院院士最高每月可獲10萬盧布補貼。

■德國：

“卓越計劃”、退休政策、成就獎

進入21世紀后，德國積極用優(yōu)厚的待遇吸引科學家，推出“卓越計劃”，給大學和研究機構更多國家資助，讓頂尖科學家可以破格晉升教授。德國媒體近日報道稱，德國各個“吸引頂尖科學家”的項目正在產(chǎn)生效果，大批外國和海歸頂尖科學家來到德國搞研究。根據(jù)德國聯(lián)邦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德國頂尖科學家稅后工資是每月4500歐元以上，還有各種補貼。另外，他們當中許多人兼職企業(yè)高管，收入是工資的幾倍。65歲退休時，頂尖科學家平均可領取最高工資72%的退休金，而一般公司雇員所得退休金平均約占工資純收入的47%。在德國從事研究的頂尖科學家還可以獲得各項豐厚的獎勵。德國洪堡基金會和聯(lián)邦教育及研究部2002年啟動了索夫亞-克瓦雷夫斯卡亞獎，2014年以前每兩年頒發(fā)一次，現(xiàn)在是每年頒發(fā)，頒發(fā)對象為年輕科學家，截至2015年共有120名獲獎者。索夫亞-克瓦雷夫斯卡亞獎得獎者中約2/3是在德國從事研究的外國科學家，1/3是在海外的德國科學家。每個獲獎人可以拿到140萬至165萬歐元的獎金。

■日本：

企業(yè)提供獎項社會給予榮光

日本最高學術機構是日本學士院。該機構院士中有13名諾貝爾獎得主。

為優(yōu)待功績顯著的學者、促進學術發(fā)展，1956年日本專門通過《日本學士院法》，明確日本學士院的法律地位。根據(jù)規(guī)定，學士院院士定員150人，為終身制。除了自身大學教授、科研機構工作人員等職業(yè)收入外，日本學士院的院士每年以“準公務員”身份領取固定工資和補助。

除了官方機構的獎金與補助外，日本各大企業(yè)紛紛拿出巨額資金，設立“朝日獎”“日本國際獎”“花王獎”等科學獎項，讓日本科學家不僅衣食無憂，還獲得源源不斷的研究經(jīng)費。日本科學家通常不會因為一段時間內(nèi)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會有各種機構主動找上門資助，科學家完全不受政府、社會的考核、評價等干擾，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

日本科學家的社會地位令人艷羨。他們被稱為“先生”，這個詞在日本不是誰都能用，只有民眾心中最崇高的職業(yè)才能有此殊榮。與多數(shù)國家不同，日本鈔票上全是學者。萬元鈔票上的福澤渝吉，是日本學士院前身東京學士會院的首任會長。（本網(wǎng)記者 高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