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期，朱熹在閩浙贛交界的武夷山地區(qū)開展文化學術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活動，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學派，其影響遍及東南諸省。此時，朱熹的《四書集注》被欽定為科舉的教科書和考試的標準答案，其學說受到統(tǒng)治者的重視，上升為官方哲學，成為近古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響中國社會600多年。

朱子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認識成果的總結，是中華民族的珍貴文化遺產(chǎn)，也是東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為文化遺產(chǎn)，朱子學是超越時代、超越區(qū)域的。

朱子學與東亞文明

中國、韓國、日本三國為近鄰，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這種地理環(huán)境和頻繁的學術交流，形成了近古東亞朱子學。

公元13世紀初，朱子學開始傳入韓國和日本，邁進了一個新的發(fā)展時代。就韓國而言，高麗和朝鮮時期的學者，以朱子理氣論為基礎，對心情哲學展開了深入細微的探討。如韓國關于“四端七情”論辯，探討的就是“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之間的關系問題。論辯的時間跨越五百年之久，幾乎每一位韓國朱子學者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這場著名的論辯。在“四端七情”論爭中，韓國朱子學發(fā)展了朱子學中重實踐性、人間倫理層面，強調(diào)提升倫理道德修養(yǎng)，通過改變?nèi)说臍赓|而達到圣人境界。另外，韓國朱子學強調(diào)“氣”的功能性和自主性，倡導“重實”思想，后來發(fā)展為實學。實學是韓國“性理學劃時代的轉換”，是一種“改新的儒學”，一種以經(jīng)世致用為標志的新學風。其結果是使韓國朱子學向著近代的性格轉換，成為后來韓國“開化思想”興起的先導意識。

日本朱子學著重發(fā)揮了朱熹的“格物窮理”思想，注重“即物思維”。具有這種特性的日本朱子學，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發(fā)揮過重要作用。貝原益軒繼承了朱熹“格物窮理”中的合理因素，將窮理精神與經(jīng)驗科學相結合，賦予朱子學“理”范疇以經(jīng)驗合理主義色彩。新井白石把朱子學的格物致知之“窮理”與西方的科學技藝之“實理”相結合，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科學技術），精粗不遺，表里兼賅”的著名口號。在這一口號指導下，幕末維新志士要求德川幕府“開國”，積極提倡學習西方先進技藝，以促成日本的富強。所以，日本著名學者源了圓認為，日本朱子學重視“即物思維”，從經(jīng)驗價值出發(fā)，圍繞自然、科學等問題，尋求自然中的實理。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講究實用的民族性和提倡實證科學的良好風氣。

朱子學傳播到韓國和日本之后，于16世紀后成為中、日、韓三國共同接受的思想文化，即東亞地區(qū)的主流文化，影響極為廣泛而深刻。從朱子學在日本、韓國的傳播與影響來看，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對中國朱子學的引進與吸收，并不是簡單地將中國朱子學移植到本國，而是根據(jù)所在國的社會實際，與其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

朱子學與東南亞社會價值觀

在東南亞，由于各國文化、社會結構各不相同，導致對朱子學的接受，以及朱子學產(chǎn)生的影響亦不相同。

越南與中國毗鄰而居，同屬漢文化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結構。越南仿效近古中國以朱子學作為正統(tǒng)思想，重視制禮樂，創(chuàng)學校，振興儒學。同時，還大量刊印《孝經(jīng)》《小學》《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節(jié)要》等朱子學書籍，致力于儒學的普及和社會教化。這對越南民族道德自覺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進步，產(chǎn)生過積極作用。朱子學在越南傳承發(fā)展600多年，影響深遠，成為越南民眾價值體系的核心。

近代，華人移民將朱子學傳入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等東南亞國家。華人在海外自強不息、安身立命之本就是包括朱子學在內(nèi)的儒家文化，其精神源泉來自儒家的價值觀和道德倫理思想。泰國華人領袖鄭午樓博士說：“我們海外華人，在保持中華文化傳統(tǒng)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實上，儒家思想早已通過歷史塑造出華人特有的心態(tài)和生活方式……我們必須在投身于一個工商社會以求生存發(fā)展的同時，努力保持并發(fā)揚華人的道德理性，實踐東西文化共同冶于一爐的中庸之道?！蓖ㄟ^華人的倡導，以朱子學為核心的價值觀，得到東南亞社會的普遍認同。

在東南亞各國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普遍發(fā)展的前提下，朱子學中的價值觀、中庸之道等思想，不僅沒有妨礙社會經(jīng)濟的運行，反而演變成一種配合經(jīng)濟增長的有利的人文因素?？梢灶A見，朱子學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將與東南亞各國社會的主流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傳承發(fā)展下去。

朱子學與歐洲啟蒙思潮

明末清初，朱子學主要由來華傳教士介紹到歐洲。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這100多年里，歐洲的羅明堅、利瑪竇和龍華民等一大批傳教士，將朱子《四書集注》和《性理大全》等著作譯成西文。他們還根據(jù)各自對朱子學的理解，撰寫了大量書信文章寄往歐洲。其價值就在于以西方語言首次闡述朱子學的思想觀念，為歐洲人了解朱子學和中國文化作出了貢獻。

經(jīng)過傳教士近百年的傳播，從17世紀末開始，歐洲形成了100多年的“中國文化熱”。這時期，歐洲的孟德斯鳩、伏爾泰和萊布尼茨等啟蒙思想家，在深入接觸和研究朱子學的過程中受到了啟蒙。如馬勒伯朗士從“偶因論”的哲學觀點出發(fā)，寫下中西比較哲學史上的一篇名作——《一個基督教哲學家和一個中國哲學家的對話——論上帝的存在與本性》。這展示了朱子學與歐洲啟蒙思想之間的互動。朱子學作為一種中國文化，因其有人類共同價值與進步因素，為啟蒙運動所借鑒吸收。

歐洲啟蒙思想家對朱子學的闡釋，也為近代歐洲哲學的開創(chuàng)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資源。從近古中西哲學的發(fā)展來看，朱子學與康德、黑格爾的哲學建構有著相似之處。如朱熹與康德哲學中的“天理”與“物自體”，“物理”與“倫理”“至善”概念的比較分析，朱熹本體論的構建與康德認識論的完成等，表明東西方兩種不同哲學有著相似的思維方式?？梢?，包括朱子學在內(nèi)的中國文化對西方文明的塑造形成，發(fā)揮過一定的作用。

從朱子學在歐洲的傳播與影響來看，東西文化的交流是個互動的過程，是全球范圍內(nèi)的交互關系。任何國家和民族要想改造、發(fā)展、超越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就決不能把外來文化拒之門外。沒有各國與各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互滲、互補，實現(xiàn)本國傳統(tǒng)文化的更新與發(fā)展是不可能的。

朱子學與北美新儒家

從18世紀開始，歐洲耶穌會士們翻譯和撰寫的朱子學著作傳入北美。這時，美國出現(xiàn)了一批“東方學者”，成立了東方學會，開展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東方學研究。哥倫比亞、哈佛、夏威夷等大學都設有朱子學博士課程，為朱子學研究培養(yǎng)人才。20世紀70年代后，一批中國港臺地區(qū)的學者，如成中英、杜維明等赴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畢業(yè)后留在美國的大學任教。他們受到西方文化知識的系統(tǒng)教育和西方哲學思維訓練，以較為熟練的西方現(xiàn)代哲學語言來闡明朱子學，其著作更易為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這一時期，美籍華人學者和美國本土學者共同開展朱子學研究，呈現(xiàn)極為活躍的態(tài)勢，美國也逐漸成為西方研究朱子學的重鎮(zhèn)。

20世紀80年代，美國新儒家學者翻譯朱子原著，撰寫朱子學研究論著，以儒家身心性命之學為終極關懷，開展儒學的復興運動，對朱子學的闡發(fā)作出了努力。如狄百瑞通過對朱熹思想的詮釋，認為朱子的哲學是一種無比卓越的自由主義學說，并把宋明理學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因素歸納為諸如“為己之學”“人本主義”“理性主義”等。成中英在朱熹超融思想的啟示下，進一步提出了“以知識構架實現(xiàn)儒學的超融創(chuàng)新”的主張。他認為，儒學是一個持續(xù)發(fā)展的生命體，從先秦儒學發(fā)展到宋明理學再到新儒學，下一步的走向就是全球儒學。杜維明致力于現(xiàn)代新儒學的發(fā)展、文明對話及現(xiàn)代精神的反思，并提出儒學應在以朱熹為代表的第二期儒學（即宋明理學）的基礎上，發(fā)展第三期儒學（即現(xiàn)代儒學）。

這些北美新儒家學者對朱子的研究，表現(xiàn)出與歐洲學者迥然不同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是重視對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動現(xiàn)代新儒學的發(fā)展。

朱子學的世界性意義

從朱子學在海外傳播的時空性特征而言，朱子學是近古東亞文明的體現(xiàn)，并在西傳過程中，對西方文化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因此，它具有“世界朱子學”的意義。

21世紀國際朱子學研究的特點，是在全球視域下探討朱子學的時代價值。許多學者從世界的大局來看朱子學在東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并與西方現(xiàn)代思想進行比較，從中尋找出東方文化中適合現(xiàn)代西方人的部分。朱子學在以后的發(fā)展中能否對世界作出貢獻，主要取決于朱子學是否能夠開創(chuàng)一套與現(xiàn)代社會相適應的自覺的倫理。為此，我們要進一步把朱熹的思想、處世哲學和人生修養(yǎng)，普遍地介紹給現(xiàn)代人，有效提升現(xiàn)代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重估，建立起引導人生的價值指向。這將大大有利于中國文化走出去。

（作者：張品端，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朱子學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負責人、武夷學院朱子學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