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指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瞬排囵B(yǎng)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統(tǒng)一的過程，而育人是本。人無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這是人才培養(yǎng)的辯證法?！?/p>

“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這句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過的話，源自北宋史學家司馬光“智伯才德之論”的觀點，是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

司馬光“智伯才德之論”具體何所指呢？春秋戰(zhàn)國之際，晉卿智宣子想要立智瑤為繼承者。族人智果提出反對意見，以為選智瑤不如選智宵，理由是：“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敝枪詾?，智瑤具有五個方面突出的優(yōu)點，一是長得高大英俊，二是善于駕車射箭，三是才藝超群，四是聰慧善辯，五是意志堅強，處事果決，但有一致命缺點就是特別沒有仁愛之心。智瑤這五方面的優(yōu)點遠超他人，若其用不仁之心處事，沒有人能招架。智果預判，若立智瑤為繼承人，智氏會有滅族之禍。智宣子沒有聽從智果的意見，智果便請求離開智氏家族，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智瑤為政后，專權于晉國，結怨于其他權勢家族，且貪得無厭，分別向韓、魏、趙索要領地，最后韓、魏、趙三家合謀，攻滅智氏，瓜分其地，是為“三家滅智”。

司馬光以為，智伯身亡，是才勝德導致的。才與德是不同的：“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是德的憑借，德是才的統(tǒng)領。從才與德是否兼具出發(fā)，司馬光把人分為四類：才德全備者為圣人，才德兼亡者為愚人，德勝才者為君子，才勝德者為小人。用人之法，若不得圣人、君子，則寧用愚人，不用小人。為什么這么說呢？司馬光指出：“君子挾才以為善，而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司馬光是據歷史上亂臣敗子多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之事實而得出此結論的。

司馬光“智伯才德之論”是有其思想淵源的。用人注重以德為先、以德為本，春秋時齊國政治家管仲就有此思想。據《史記·齊太公世家》，管仲病情嚴重時，齊桓公曾詢問易牙、開方、豎刀等三人能否繼承相國之位，管仲均給予了否定，理由即是此三人各自的行為均突破了人情實際，突破了人之為人的道德底線，是品德不好的表現：易牙“殺子以適君，非人情”；開方“倍親以適君，非人情”；豎刀“自宮以適君，非人情”。管仲死后，齊桓公最終沒有采納管仲之意見，導致齊國由此三人專權。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睆娬{的正是道德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孔子弟子有若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門注重日常行為體現出的品德：若在日常生活中能善事父母兄長，道德就有了立足之本，很少會犯上作亂了。

孟子亦有同樣的思想，認為執(zhí)政者應該具有良好的品德。當他聽說魯國要讓樂正子為政時，竟然高興得睡不著。他的弟子公孫丑很不理解，因為樂正子不是很堅強的人，不是很聰明有主意的人，不是見多識廣的人。但孟子指出，樂正子具有“好善”之德，認為：“夫茍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茍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斢斨曇纛伾苋擞谇Ю镏狻Ｊ恐褂谇Ю镏?，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孟子甚至認為，傳授技藝亦必先立其德。孟子以為，逢蒙學藝于羿，最后卻射殺了羿，在這件事上，羿也有過錯。公明儀不理解，孟子講了一個故事來作解釋：“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wèi)，衛(wèi)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zhí)弓，吾死矣夫！’問其仆曰：‘追我者誰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淦驮唬骸坠梗l(wèi)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坠怪?，曰：‘夫子何不為執(zhí)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zhí)弓?！唬骸∪藢W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槭福圯?，去其金，發(fā)乘矢而后反?！泵献又赋?，子濯孺子之所以能免于死亡，是因為庾公之斯向尹公之他學習的射箭技藝，而尹公之他學藝于其本人。尹公之他的品德端正，其教導的學生也會是品德端正。孟子以此來說明，羿之過錯在于向逢蒙傳授射箭技藝時沒有端正其品德。

司馬光“智伯才德之論”是符合《資治通鑒》編纂目的的。司馬光秉承“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宗旨，希望《資治通鑒》能“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這從其才德之論中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