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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添房江:鑒真東渡與正倉院寶物
奈良招提寺內(nèi)的戒壇
鑒真干漆像
天平十四年(742),作為天平遣唐僧渡唐的榮叡和普照,接受聘請能正式授戒之僧侶的任務(wù),讓唐僧侶坐上道踏等歸國的遺唐使船,聘請授戒師來日本得以成功。然而,由于授戒必需的高僧人數(shù)不足,二人滯留于唐,得以于天平十四年和鑒真在揚州的大明寺相逢。
因為同意了二人的邀請,鑒真開始了艱辛的赴日之行。眾所周知,在十年間鑒真五次渡日本計劃均告失敗并失明。第六次,鑒真終于成功地搭乘遣唐使的第二艘船,于天平勝寶五年(753)來到日本,其苦難和經(jīng)過載于《唐大和上東征傳》中。而且,《唐大和上東征傳》中留下了鑒真第二次(天平十五年)和第六次打算帶來日本的物品的記錄,值得注意。
第二次渡航時準備的物品規(guī)模宏大,除了食物之外,還有經(jīng)卷、佛像、佛具、日用品、香料和藥材等。佛典、佛具等得到重視自不待言,在此想就香料略微作詳細觀察。因為,在之后的時代,香料也一直是重要的舶來品。
東征傳繪卷(局部)
香料傳入日本,一般認為是在佛教傳來的同時,傳入了儀式用的香料。關(guān)于香料最早的記錄,初見于《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三年(595)條中,“沉水”(沉香,因其比重大、入水即沉面得名)漂到了淡路島。據(jù)說是島上居民不知是香木,在與柴一起燃燒之時,因其煙飄至遠方散發(fā)香氣,覺得不可思議,而將“沉水”進獻給朝廷。
正倉院寶物中,沉香、麝香、白檀、丁香、木香、桂心、薰陸、胡同律、香附子、甘松香之類的香料存留至今,《國家珍寶帳》中的全淺香、《種種藥帳》中的席香和桂心等可以確認。昭和《正倉院御物棚別目錄》中,亦可見黃熟香、全淺香、沉香、麝香、丁子香、薰陸香、寢衣香(香囊的原型)等之名。黃熟香在后世銘記為“蘭奢待”,亦因被以足利義政、織田信長、德川家康等當時的掌權(quán)者們占有而出名。
蘭奢待“黃熟香”及局部
另一方面,法隆寺的《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747)記錄中,出現(xiàn)有“白檀、沉水香、淺香、丁子香、安息香、薰陸香、甘松香、楓香、蘇合香、青木香”等,這些與鑒真第二次出國時準備的香料重合的較多。鑒真準備的是“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棧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陸香”等。而且,無論就種類還是數(shù)量而言,如此之多的香料被帶來日本,甚至產(chǎn)生了一個傳說即平安時代流行的薰香,在日本的創(chuàng)始者是鑒真。
法隆寺五重塔
法隆寺夢殿
熏香的制法,最初無疑是從中國傳入的,《后漢書》的作者范曄(398-445)的著述中有現(xiàn)已佚失的叫《和香方》的合香專著,其后隋唐時期的香書也不少。尤其是在7世紀的唐代,制作薰香叫作煉香,據(jù)說流行過成為日本薰香鼻祖的煉香。
東大寺獻物帳局部
鑒真是否是日本薰香始祖并未可知,不過,打算將這么多種類和數(shù)量的香藥(香料和藥)帶入日本,至少可以窺見香料在當時佛教禮儀、醫(yī)學等方面的需要,可謂是貴重的記錄。這個時代,由于香料在佛教儀式中作為供香而使用,故而有廣泛需求。
東野治之氏有觀點認為,本來,鑒真第二次渡航失敗,其攜帶的物品亦理當消失在海里,那時的目錄是鑒真準備物品的基準,實際上即使第六次成功來日的攜帶物品中沒有香藥,或許他也會帶來同樣的物品。圣武天皇之母宮子皇太后生病之時,兼通醫(yī)學、藥學的鑒真所奉之藥靈驗的記載見于《續(xù)日本紀》中,因此,至少當是部分香藥被帶到了日本。鑒真又和法榮同看護臥病在床的圣武天皇,因其功績而在圣武歿后被任命為“大僧都”(僧綱之一,僧都的最上位)。
平安時代的醫(yī)書《醫(yī)心方》中亦有鑒真的處方,留存關(guān)于醫(yī)術(shù)的兩個處方、藥物的兩個處方,可見鑒真精于醫(yī)療。有觀點認為,獻納給正倉院的藥物目錄《種種藥帳》的完成與鑒真有關(guān)。
鑒真第六次東渡帶入日本的物品目錄中有許多佛像、以及“玉環(huán)水晶手幅、西國琉璃瓶、菩提子念珠、青蓮花(蓮之一種)、玳瑁碟子、天竺草履、王義之真跡行書一帖、玉立跡行書三帖、天竺朱和等雜體書、水晶手幡”。據(jù)《唐大和上征傳》記載,這些物品被進獻給了朝廷。它們留置宮中,后光明皇后而成為給東大寺的獻納品也不足為奇。
鑒真帶來的物品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王羲之真跡行書一帖和王獻之真跡行書三帖”。毋庸多言,王羲之是被稱作“書圣”的著名書法家,其真跡即使在中國也相當珍貴。鑒真在唐既有與高官接觸的機會,亦當有作為受戒時的酬謝,而有被饋贈王羲之父子真跡的機會。不過,也有人認為,從王羲之在世之時,其品就開始被模寫摹本,就算是所謂的真跡也可能是摹本之類真攜帶的物品若是真跡,那么即便在唐也是極為稀少之物。
大小王真跡帳
再者,光明皇后之后給東大寺大佛的獻納目錄中有天平寶唐字二年(758)六月的“大小王真跡帳”,據(jù)此可知,其中收有的被稱作“大小王書”的王羲之和王獻之父子的書法一卷。后來被嵯峨天皇購買,現(xiàn)已不存,有觀點認為是把鑒真帶來的文物制作成了卷軸。
據(jù)說“大小王書”正面書有王羲之的書法九行七十七字,背面寫有其子王獻之的書法十行九十九字,兩端為青褐色紙,卷軸為水晶。據(jù)“大小王真跡帳”記載,該書法作品歷代流傳,為圣武天皇欣賞。所謂歷代流傳,若是世傳于圣武朝以前的天皇一門,那么“大小王書”與鑒真帶來物品沒有直接的關(guān)系;假如直至得到鑒真的、真跡并未供失而是長傳于世的話,也有可能是同一物品。
正是因為鑒真知悉在當時的日本,王羲之父子的書法是如何貴重,才將之進獻給皇宮。雖不知其是被裝裱成了“大小王書”還是另外保存,總之無疑是與“大小王書”相提并論的珍貴書法。這也給予了以王羲之父子的書法為字帖的、圣武天皇親筆的、從中國的詩集中挑選出的與佛教相關(guān)的詩文之書《雜集》的字體以影響??梢?,不僅是在佛教方面,鑒真帶來的物品對于當時的書法文化也深有貢獻。
黑柿蘇枋染金銀山水繪箱
另外,由于鑒真起先的住所被安排在東大寺內(nèi),因此,獻上品之外的鑒真的日常用品也留在了東大寺,也很可能存留在正倉院中倉或南倉中。正倉院寶物中的黑柿蘇枋染金銀山水繪箱、漆彩繪花形皿(南倉)、黑柿蘇枋染金繪長花形幾(中倉)和刻雕梧桐金銀繪花形合子(南倉)等,就被認為是鑒真帶來的物品,或是隨同鑒真來日的弟子們(二十四人)在日本制作的物品。
據(jù)《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鑒真第二次渡航失敗之時,同行者中也包含玉作人、畫師、雕刻家、刺繡工、石碑工等各種工匠。第六次渡航之際,雖然不能確定這些工匠是否還在,然而鑒真在唐時就在所去之地建造寺院或修繕佛塔,有著親自修寺、造佛等的技術(shù)知識和經(jīng)驗;來日弟子當中,有擅長制作佛具之人也不足為怪。
鑒真不僅帶來了外國的文物,還向日本引進了生產(chǎn)文物的技術(shù)和知識,可謂在醫(yī)學和藥學、書道、建筑、工藝等諸多方面都有巨大貢獻。
節(jié)自[日] 河添房江 《唐物的文化史》,汪勃 / [日] 山口早苗譯,商務(wù)印書館,2018年。
編輯:楊嵐
關(guān)鍵詞:鑒真 日本 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