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名片

崔向群：女，1951年12月生于重慶萬州，籍貫山東博興，天文學家。2009年11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南京天文光學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國家重大科學工程“大天區(qū)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LAMOST）項目總工程師。1975年畢業(yè)于華東工程學院光學儀器專業(yè)。1982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碩士。1995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博士學位。

11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慶祝大會群眾游行隊伍中，南京天光所承擔研制的國家重大科學工程“大天區(qū)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LAMOST）出現(xiàn)在彩車的巨幅播放屏幕上。這表明LAMOST成為體現(xiàn)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持續(xù)增強、科技支撐能力顯著提升、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建設進展順利的標志性成果之一。

11年后，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LAMOST項目總工程師崔向群在接受人民政協(xié)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中國首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天文大科學裝置，也是目前世界上光譜獲取能力最高的望遠鏡，LAMOST“巡天”近10年成果頗豐，建議國家對有突出貢獻的大科學裝置給予持續(xù)支持，助力創(chuàng)新二次工程。“不要等著讓國際競爭對手用我們的技術做基礎，再來超越我們。同時，科技界呼吁頂層設計，基礎研究、基礎應用研究、應用基礎都要并舉?！?/p>

巡天遙看一千河

一套《十萬個為什么》成就了一位科學家

記者：看完您的履歷，我們覺得您可以被稱為“追光者”。這個光可能不只是光明，還有光譜。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對光、光譜感興趣的？

崔向群：我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生的，母親是中學老師，那會兒《十萬個為什么》第一版剛剛出版，我母親就給我和弟弟買了一套。我記得那套書有8本，覆蓋了天文地理、動物植物很多內容，非常能啟發(fā)小孩子的思考。

1964年，我上初中時正好遇到教育改革，當時要求教師教學要生動活潑，有些高中課程要下放到初中，大學課程要下放到高中，而且增加了興趣小組和課外活動?？梢哉f，那段時間對我們興趣的培養(yǎng)來說意義重大。另外，每年我們中學圖書館大門口都會貼著高考喜報，那時就覺得，清華、北大、北航、科大都是非常好的學校，學長們考上好學校，對我們也是一種激勵。

后來高考暫停了，我成了“老三屆”，上山下鄉(xiāng)。但我們那時很多人對讀書是有渴求的，后來我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上大學，雖然沒有被分到自己喜歡的專業(yè)，但當時就一個信念，既然推薦我上大學，我就要學好。

我初中就對物理感興趣，在大學期間學的卻是光學儀器，后來中科院招研究生，我就結合天文與光學儀器學科一起學習。應用光學主要學3樣，望遠鏡、照相機和顯微鏡。天文學家用望遠鏡觀測天體，用天體光譜做研究來探索宇宙演化，驗證新理論。但放眼看看，所有的光學儀器，包括望遠鏡都是外國人發(fā)明的，直到大天區(qū)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LAMOST）問世，這是由中國人發(fā)明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望遠鏡。

改變我們生活的Wi-Fi、GPS，實為天文學基礎研究“副產品”

記者：大學畢業(yè)分配時，別人都希望在城里工作，您為了專業(yè)對口，要求改分配，跑到江西大茅山的光學儀器廠去了。在那里，您有怎樣的收獲？在國外研究室工作時，您的國外同行又有哪些方法、思路和精神值得我們借鑒？

崔向群：有人認為我去大茅山的經歷是段勵志故事，但我當時只是很單純地認為要學以致用、專業(yè)對口。畢業(yè)分配時我被分配到了南昌市飛機制造廠，一到那里我就和他們講，我學的是光學儀器，我應該去位于大茅山里的5318光學儀器廠，那里也有我的同學。

到了山溝里，我不僅在車間里了解到很多光學工藝知識，也逐漸體會到大家在大山里特有的困惑，我覺得這段經歷也是我一段非常難得的實踐機會。后來我在英國工作了1年多，又在德國工作了近8年，和歐洲科研人員在一起，我感覺我們的基礎課教學并不比他們差，比如一些物理、數(shù)學和專業(yè)基礎知識，甚至是軟件編程，很多外國同行經常會問我，你這些都是在哪兒學的？我說我是在中國學習的。但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覺，就是西方人很重視獨立思考，很重視實際動手能力，重視工藝制造。當時在這一點上，我們和他們之間存在一定差距。以致我們生產出來的很多產品在工藝上顯得有些粗糙?，F(xiàn)在，這些問題我們已經重視起來了。

記者：您所主導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LAMOST，是至今為止世界上光譜獲取率最高的望遠鏡。近來我們也聽說，它發(fā)現(xiàn)了目前銀河系中自轉最快恒星、發(fā)現(xiàn)了新的移動星群、最大質量恒星級黑洞、富鋰巨星等很多科學成果。光譜總數(shù)越多，意味著什么？轉化為對經濟社會民生助力，您能否具象的舉幾個例子？

崔向群：天文是門基礎學科，通過這門基礎學科，人們可以了解宇宙，了解地球在太陽系、太陽系在銀河系中的位置，了解太陽系、銀河系、宇宙的演化。光譜有發(fā)射線、吸收線，肉眼可見的波段里，我們已經得到1000多萬條恒星光譜，光譜里蘊含著天體的很多物理和化學信息，通過對光譜的分析研究，我們可以了解恒星所處的演化階段，研究恒星和星系的形成，觀測太陽系外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去了解宇宙，從中理解生命的意義。

天文學是基礎科學，看起來與經濟社會沒有直接的關系，但長期看，天文學研究成果助力經濟社會的例子不少：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Wi-Fi（無線上網(wǎng)，也稱行動熱點）的發(fā)明與射電天文學家有關、GPS（全球定位系統(tǒng)）的問世有天文學加持，天文觀測里還需要有特殊材料、精密器件、高精度加工工藝，這些都會起到促進技術發(fā)展，間接地影響經濟社會發(fā)展。但從一些純基礎研究的角度看，我們不是故意要去研究技術應用和產品出來，研究成果往往不是規(guī)劃出來的，很多被廣泛應用的新技術，其實是基礎研究中偶然獲得的“副產品”。

能買來的技術都有“卡脖子”風險國內科研要講求強強聯(lián)合

記者：您今年全國政協(xié)會議中有兩個觀點令我們印象深刻，一是強調“基礎研究”和“基礎研究平臺”的重要性，二是強調地方政府應轉變觀念，眼光不能僅停留于短期內的“經濟收益”上，同時也要關注由原始創(chuàng)新引發(fā)的“持續(xù)動能”。我感覺您想說的也是優(yōu)化科技創(chuàng)新生態(tài)的事，為什么會特別提到地方政府的觀念轉變問題？

崔向群：過去，我國在基礎研究方面重視程度不夠。比如，芯片、集成電路其實在改革開放之前就有國內團隊專門在搞了，但搞到一定時候，國外賣給我們現(xiàn)成的更好用，自己就不做了；計算機也是這樣，我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單位里就有晶體管計算機，是上海某無線電廠生產出來的，但后來因為能從國外買到，就沒看到國內繼續(xù)做了；再比如光學儀器里面的干涉儀，原來在南京有工廠能生產出來，但后來因為外國實驗室里的產品更好，買得到，大家就都去買?？梢哉f，本土科研有隊伍、有技術，因為沒有重視關鍵的東西自己要不懈地研發(fā)和完善，卻一次次丟掉了機會。而我們自己的研發(fā)如果長期缺位，關鍵時刻就會被“卡脖子”。因此，科技界需要頂層設計，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應用都要并舉。此前很多人只重視應用端的事，認為對基礎研究的支持是國家層面的事，地方上只要把應用端做好、可以將其直接轉化為GDP，就行了。

另外，我覺得科研這件事還要充分發(fā)揮已有團隊的力量，要制定詳細的計劃鼓勵團隊分工合作、集中力量做大事，而不是把關注度和科研經費分散到很多人手里，讓大家一哄而上、惡性競爭甚至惡化科研環(huán)境。有些人說，科技研發(fā)就是要競爭，要“把羊放在狼中間”。個人認為，適當?shù)膲毫梢杂?，但還是要講求強強聯(lián)合，不能讓步兵去做炮兵的事。我現(xiàn)在已接近70歲了，我要做的事就是幫年輕人鋪路，為他們遮風擋雨，讓他們安心搞科研，安心做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數(shù)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學科建設，鼓勵具備條件的高校積極設置基礎研究、交叉學科相關學科專業(yè)，加強基礎學科本科生培養(yǎng)，探索基礎學科本碩博連讀培養(yǎng)模式。要加強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yǎng)，在數(shù)理化生等學科建設一批基地，吸引最優(yōu)秀的學生投身基礎研究。

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方向，基礎研究平臺和人才培養(yǎng)與經濟基礎有相當大的關系。大型科技基礎設施需要經費，科研人員待遇也需要提高，不能“買得起馬、配不起鞍”。只有待遇提高上去，我相信，會有很多孩子以自己的興趣而非收入來選擇專業(yè)。那樣的話，我們基礎研究也就不愁沒有接班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