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在認可中國古代文論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時，必須看到其中還是有些有待發(fā)展的路徑與空間。近年來，我反復強調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知識成就以絕對優(yōu)勢碾壓了我們的理論成就。

理論與知識，本來是學科的兩個輪子，如果漸偏于一端，不能不說是一種學術內在的不平衡。理論有兩個大的面向，一個是中國文學學科內部的理論，即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理論。近年來，基于中國文化意識的自覺，學界對于五四外來文學史觀與文學理論有較大突破。譬如，我們不再囿于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植根于道教與佛教文化同文學關系的研究，《紅樓夢》等小說不再僅僅是反映封建社會末路光景的作品，而更包含了道教與佛教的價值體系及其文學敘事模式，如劫運模式、謫降模式，表達存在與時間之間，貶謫與救贖、永恒與無常、無情與有情的關系，具有高度的隱喻性與哲理意味，由此可以發(fā)展出一套中國小說詩學。而我對比李白與蘇軾，發(fā)現(xiàn)我國詩學乃至整個東亞詩學中，都有天仙與地仙的區(qū)別。同樣是浪漫主義的詩人，如果從道教文學的“游”與“憂”的內部角度切入觀察，李白偏于天仙降謫而東坡偏于地仙游世。這是文論對于文學史的貢獻。這方面的空間還很大。

但我在這里主要不是談內向性，而是從外向性，即中國文論對于當代文化的意義的角度來談理論。任何一個理論性的學科，如果沒有內向性，就缺失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一面；沒有外向性，即成為封閉小圈子的自娛自樂。簡單說，理論的外向性有三個維度：第一，對于現(xiàn)代的批判性，第二，對于當下中國文化思想的建設性，第三，對于人類未來的前瞻性。如果我們對中國文學的理論性真有充分的自信，應該努力將其表現(xiàn)在這三個維度。下面分別簡述論之：

中國文論的批判性：正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批判性有兩層含義。第一是講大義，即理論對時代問題的積極回應。本來，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論已經大大不同于傳統(tǒng)的詩文評，不同于傳統(tǒng)學術中的辭章之學，而是將義理之學包含在內。朱東潤先生晚年寫《元好問傳》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 “女真人居然統(tǒng)治了北中國一百一十幾年。他們統(tǒng)治方法，第一是注重文采，其次才談到義理。為什么？因為義理不能多談，談多了是對于外來的統(tǒng)治者不利的。文采才是最實用的東西。無論平仄對偶、鴛鴦蝴蝶，都可以談，而且談多了對統(tǒng)治者更有利。因為談了，他們就沒有功夫談現(xiàn)實、談政治，這都是與統(tǒng)治者有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5頁）我們今天并不是處于女真人那樣的統(tǒng)治下，為什么不可以理直氣壯地談義理呢？

而治現(xiàn)代文論者，又普遍存在一種誤判：即認為“主體、意識形態(tài)、階級等等理論話語在20世紀語境中之解釋效力顯然遠甚于境界、虛實、氣韻、筆法等等古典文論的概念、范疇和術語”。這一方面是懂得這些概念有深義，不能隨意套用；另一方面也是以偏概全，以為中國古代文論只是一套辭章之學。中國文論中的美刺、諷喻、變風變雅、變今之俗、文以載道、歌詩為時為事而作，以及董仲舒所說的國身通一之旨，天民先覺之義，都是文論的義理。但我們比較忽略這個方面。文論在政治性方面，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足以影響現(xiàn)代文論與文化的論述系統(tǒng)。我最近欣喜地看見劉鋒杰先生的新著《文學政治學》，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融入了古代有關文章與道義的觀念傳統(tǒng)，這是一個自覺的批判性的傳統(tǒng)。如何營構中國文論政治學價值體系？如何讓那些做當代文論的學人，有豐富的資源可利用，仍然有很大的理論發(fā)展空間。

批判性的另一層含義是當下性。當今互聯(lián)網時代，新數(shù)字技術與人工智能為中文寫作創(chuàng)造了大眾大規(guī)模自發(fā)參與的情境，知識獲取、知識生產、寫作傳播與表達的方式都發(fā)生了更新轉型。這個變化仍在進行中。這當然是一柄雙刃劍。我曾經對于自媒體的滑稽戲謔言談現(xiàn)象給予相當正面的肯定：當代網絡語文的反諷與幽默都具有自下而上的“草根政治性”。但事情又是復雜的，隨著信息化洪流、自媒體表達及社交媒體的流行，從消極的角度來看，一方面，網絡語文所營造的“后真相”時代的真相將越來越不確定；另一方面，人們的語言表達越來越重復，抄襲風、碎片化、圖片化、淺俗化，甚至口水化、粗暴化盛行。

面具之下，無序與暴力橫行，有一種可稱為“踩踏美學”和“流量思維”的寫作，像一個幽靈一樣在網絡徘徊。中文寫作的問題、危機與契機，前所未有地提到當代文化思想的前沿位置，對我們提出了重要的挑戰(zhàn)。中國文論、中國文章學不能一頭埋進沙堆里成一駝鳥，完全不顧中文生態(tài)的重大現(xiàn)實變化。中文寫作與中國文論即文章學，有沒有關系？孟子論“知言”說： “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絕沒有過時。——什么是偏頗的言論？什么是過激的言論？什么是背離正道的言論？什么是滑頭的言論？同情、同理，即感應、感發(fā)、共感，仍是寫作與批評的金律。如此，主體與對象、知者與所知者，才能和解。而古典文論背后的思想框架，即理/欲、正/邪、文/質、清/濁、雅/俗還是重要的區(qū)分標準。

此外，當代文學有娛樂化、消費化、商業(yè)化、私人化的傾向，如何以中國文論對癥治藥？中國文章論的主流價值，是要鼓天下之動，動人心之情，正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如果為文而無功效，雖語言華美技巧高妙，但與《禮記·曲禮》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中的鸚鵡與猩猩，又有什么區(qū)別？與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禽獸好音之過耳”，又有什么不同？古老的傳統(tǒng)人文思想與觀念，究竟能否在今天復雜而多樣的語文生態(tài)中，活生生地發(fā)揮作用，這是每一個從事與關心文論的同行都應該去面對、去了解的事情。

中國文論的建設性：如何消化西學為我所有

建設性也有兩層含義。一是大戰(zhàn)略目標。我們黨已經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基本戰(zhàn)略目標。社會主流價值回歸中國，回歸文化的自覺。以中國文化為主體，消化吸收西方文明的滋養(yǎng)，這也是包括中國文論在內的理論工作很重要的建設性任務。近年來學術文化界都提出了“中國性”的問題。

中國性的問題意識，其實質是如何消化西學為我所有。不能看表面的現(xiàn)象與短暫的成果。想想看我們的先賢完全消化佛教文明這一頓大餐，花了差不多上千年時間。那么我們目前的研究成果、課題以及相關的一些學術會議，只不過是大目標中的一個個小目標，是這條長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人生何其渺小，文明何其偉大。我一直主張的后五四時代建設性的中國文論，核心命題即一點點消化西學，逐漸建立自我文化主體性。這是一個長程的文化接力。如果說五四是中華文明的一次脫胎換骨，死而后生，那么，后五四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開端，生生不已的古老文明的新的征程。如何消化西學？我再舉一個小小的例子，錢鍾書先生《管錐編》里所講的“體用”概念，是一個典型的個案。體用的概念，確實是佛經先用的，但類似“體用”的思維方式，卻是先秦以來就一直有的。錢先生的這一個案，是一個觀念史的成果：先有諸己、慢慢吸收，化西為中，這可能是中西文論思想的一個規(guī)律。錢先生得出的結論是：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边@對我們今天的理論建設，尤其是無休止地爭論姓西還是姓中，依然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理論的建設性的第二層含義，是關乎世道人心的教化，是關乎人的素質的久久為功的培育。其實，文質彬彬、詩禮傳家、孔門四科： “德行”就是修身， “言語”就是做人， “政事”就是做事， “文學”其實是傳承古代的典籍，就是做教師，整個全人的發(fā)展是中國的古典核心?？组T文學觀，很多人認為只是古老的文學史前史的化石，然而其中根本宗旨，是養(yǎng)成健全的人格；辭章之學本身，就具備了文明教化的重要義涵。寫作能力與溝通能力、思維能力、協(xié)作能力、思辨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審美感受能力、價值判斷能力等的關系，寫作與自我成長的關系，無疑是現(xiàn)代社會普遍承認的。此外，我們不能不承認有些概念是中國文論獨有的，譬如“風”，一個人有沒有內在的精氣神，就是“風神”；一個國家、一個時代、一個共同體，有沒有內在的精氣神，就是“風氣”。錢穆說，西學講潮流，中學講“風氣”。這有很深的義涵。潮流趨新尚變，潮流相斗相克， “風氣”更為穩(wěn)定、基本、長久，由精英主導，上下相生相孚。君子之德風，風行草上，形成社會人心的主流價值。 “風氣”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有關系、有重疊，但不是一回事。 “風氣”更多的要靠知識社會與文化人的心智習性、集體認同與德性共識，要有意識有制度地增大主流知識人對于社會思想文化問題的參與權、話語權與權威性。

中國文論的前瞻性：新新不己的動力

幾千年的中華文化當然是一個不斷發(fā)生和變化的動態(tài)歷史過程，這個文化傳統(tǒng)的內在生命，就是一個不斷調適自身、新新不己的動力。唯此之故，理論的前瞻性更體現(xiàn)在中國文論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應有貢獻。譬如，先秦及早期中國文化中的關聯(lián)思維，佛教的諸法無我與西方現(xiàn)象學的情境論，宋代平淡論與消費主義潮流批判，天人合一思想與世界的返魅，佛道思想的“無”與深生態(tài)學，以及莊子的魚樂/以明/天機，禪宗的破執(zhí)無住，古典中國凡此種種的美學智慧，如何回應現(xiàn)代性的機心、科技優(yōu)勢對于人生的打造、理性化的規(guī)整與功利主義的效率優(yōu)勢，以及排他性的物質主義的文明同質化和海德格爾所批評的“世界僵死”等等，可謂“活中化西”，都有很豐富的學理與足令人操心的事項。深深海底行，才能高高山上立。對中國文論的文脈了解得越深，就越是會對中國文論的前瞻意義充滿信心。

最后要回過頭來講的是，理論在傳統(tǒng)中國，畢竟與西方理論不一樣。我長期堅持習太極拳，體會氣與身的義理。有一次與道教學者李豐楙聊天，他說：陳氏太極就講究一個“纏”字。果然我恍然悟到其中的上下左右、輕重遲緩、欲揚先抑、呼吸吐納，甚至身心合一、神形互動等，都與這個“纏”字相關。我們是理論與文本，理論與價值、智慧融為一體的，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為體系而理論——錢穆認為那是一種理論自身自戀式的“張皇夸大”： “中國人從事學問，皆從其當身當代日常人生親切行事之實際需要，有情義、有思想，一本自然，而不加以人為之過分張皇與夸大?！?（《晚學盲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326頁）其實，嚴整成套架構的邏輯體系，是西方知識論的特色。我們講的“體”是身體，是生命，與體系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魂魄”， “魄”是“體”的功能， “魂”是這些功能的總稱， “魂”也是超越“具體”生命的精神存在樣式。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