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波嫖娼案的處置過程，可謂是當下法治環(huán)境的一個微縮景觀。由這個景觀，人們可以觀察到社會公眾以及公權機關的法治觀念，了解執(zhí)法機關的司法過程以及整個法律體系的運行狀態(tài)。

　　實際上，對于警方主動公布或透露黃海波嫖娼案，以致其成為媒體娛樂話題，法律界已存爭議。爭議的要點在于，處置此案的公權機關究竟應該如何把握《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guī)定》對涉案個人隱私“應當保密”的規(guī)定。

　　從現(xiàn)在的情況看，即使承認公眾人物的隱私度要遠小于普通公眾的標準，黃海波案當事人隱私被泄露的程度，還是大大超出了這一標準。尤其是并非公眾人物的涉案女當事人在公安機關程序性留照的照片被泄露到網(wǎng)絡上，導致其過往身世中的重要隱私被公諸大眾，這就更加說明公權機關在司法過程中存在顯見的越權狀況。

　　公眾人物的隱私度小于普通公眾，這實際上更主要的是對政界的公眾人物而言。這一標準的設立，是因為執(zhí)掌公權力行為與個人隱私行為之間，往往存在有交集的灰色地帶。但是，即使是政界的公眾人物，其犧牲個人隱私也是有條件而非無限制的。政界公眾人物必須犧牲個人隱私的理由是政治公開，其犧牲限度也止于政治公開。

　　因此，不涉及公共財政以及公民授權的其他公眾人物，其行為雖對社會的公序良俗有行為示范意義，但其隱私范圍也應大于行使公權的公眾人物。把黃海波嫖娼案與上海法官集體嫖娼案相比較，公權機關對黃案披露程度致黃海波隱私大范圍傳播，已經(jīng)明顯侵犯了黃海波的隱私權。

　　中國法治進程的歷史已經(jīng)表明，違反法治原則的人身羞辱、游街示眾，不過古代刺字墨刑的現(xiàn)代翻版，這些中國人并不陌生的場景，已為“文革”后立法所明確禁止，并成為法律教科書用來說明“破壞法治”的經(jīng)典性描述。因此，利用現(xiàn)代傳播媒介過當披露公眾人物隱私，甚至變相興“媒體游街”、“電視認罪”，這就更是在踐踏公民個人權利的同時，開法治的倒車。

　　當然，也正如法律界人士所指出的那樣，在黃案處置過程中，公權機關的不當之處還不止于過度泄露黃的個人隱私，還有違反法治原則的“一事二罰”。更關鍵還在于，公安機關“二罰”黃海波所依據(jù)的規(guī)定，是比已被廢除的收容遣送制度和勞教制度更加不當?shù)摹顿u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這種由同一機關即可決定，針對同一人的同一行為進行二次處罰的司法過程，與法治原則明顯相悖。

　　在黃案之前，已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在收容遣送制度和勞教制度被廢除后，作為行政規(guī)定的收容教育制度也應予以廢除?！读⒎ǚā返诎藯l規(guī)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相關事項只能制定法律；《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guī)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收容教育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措施。因此，收容教育的存在，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處罰，可以在沒有檢察院和法院介入的情況下，由公安機關自行決定和執(zhí)行。這不僅違背《憲法》相關精神及其條文，也違反《立法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等上位法律。

　　就國家法制的統(tǒng)一性而言，現(xiàn)有《治安管理處罰法》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已有明確而具體的規(guī)定；此行為構成犯罪者，則由《刑法》相關規(guī)定來調(diào)整。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收容教育制度在法律體系中已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