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由手機、網(wǎng)絡(luò)、電視構(gòu)成的電子媒介環(huán)境中,人們的閱讀觀受到很大沖擊。過去那些以書籍為基礎(chǔ)的文化與價值認知,或多或少會受到挑戰(zhàn)。電子媒介轉(zhuǎn)瞬間能把人們的觀點送到想去的地方,也能在轉(zhuǎn)瞬間讓你找到需要的信息。它延伸人們的意識,使所有人生活在一個依存而互動的世界中。人們更多地通過簡單的文字和圖像來感知、了解世界,生活在不同城市的人,像在一個部落中一樣,討論著同一個話題。

　　如今我們奉行的“文明世界”與“理性生活”的全部標準,是因書籍的流傳和閱讀才得以確立的。過去真理和真相只有印在紙上,才能獲得大多數(shù)人的信任,人們通過書籍來理解世界、傳達思想。書籍的功能一直是保存這個世界上有流傳價值的觀念或經(jīng)驗。

　　在中世紀歐洲,抄經(jīng)人用他們的一生為修道院抄寫圖書。他們把抄書當作藝術(shù),他們鉆研字體、手繪彩圖。這是一件神圣的工作,在那個時代,書的誕生是令人敬畏的。商業(yè)出版的盛行,使人們在書籍的原始功能“流傳價值”中,又增加了“娛樂”“信息傳遞”“工具”等更多的附加功能。電子傳媒的普及,卻正在將這些功能從書籍中慢慢剝離。也許未來,“流傳價值”會重新成為人們判斷書籍是否應(yīng)當存在的唯一標準。

　　閱讀是每個人都熟悉的行為。我們?nèi)ベI一本書,與買一個杯子不同,我們不會等待一只杯子告訴我們什么,但對于書,我們卻有這個期待。在閱讀中,我們自己的頭腦被“出借”給了別人,書這時變成了一系列的詞語、形象和觀念。人們大多不把閱讀看作是一種入侵,其實它是一種入侵,這種入侵最明顯的標志是,閱讀意味著我要思考作者讓我思考的道理,感受作者讓我感受的世界。這種出借與入侵,能否給讀者帶來智慧和理性,通常被我們用來判斷一個閱讀行為的價值。

　　但如果把公民和閱讀連在一起,概念就變得復(fù)雜了,漢語在這里再次顯示了它的多義性。它是指作為公民的閱讀,還是指為成為公民的閱讀,或是指公民應(yīng)有的一種閱讀狀態(tài)?在我的理解中,當下它更多是指為了成為公民而進行的一種閱讀。

　　公民閱讀首先是一種理性的閱讀,而不只是一種合理的閱讀。我們當下的社會觀念,混淆了理性和合理兩者的分別,對某些行為的解釋,強調(diào)的多是它的合理性,而不是它是否符合理性。理性意味著首先要尊崇共同的價值和規(guī)范,它是實現(xiàn)一個公平正義社會的前提,也是公民與社會達成合作的前提。而合理,雖然也經(jīng)過了判斷和思考,但它更看重的是屬于自身的特殊利益,對于個人、對于集團都是如此。

　　理性的首要原則就是它的公共性,而合理卻是對公共性的弱化,理性關(guān)心的是永久,而合理在意的只是當下。雖然有某些合理的行為是理性的,但從長遠來看,只有理性的行為才是真正合理的。我們只有通過理性,才能作為公民進入到一個公共世界,完成與別人和社會的合作。從這個角度說,公民閱讀更多是一種追求理性、培養(yǎng)理性、實現(xiàn)理性的閱讀,它并不只是關(guān)注閱讀的合理性。

　　公民閱讀還是一種自律的閱讀,而不是他律的閱讀。它相信讀者有在閱讀中辨別善惡、管理自我的能力,它相信讀者有能力對這個時代中的各種知識和意見進行選擇,他們也有能力獨立完成對善惡的判斷。其實公民的美德,就是指對善惡知識有著一種明確的判斷力,而這種能力只有通過自律而非他律的閱讀才能實現(xiàn)。

　　我想,有了這兩種對閱讀行為的認知,大體就是一種比較完美的閱讀狀態(tài)了。我把公民閱讀看作是這個時代的麒麟,雖然可能并不真的存在,但卻代表了我們對閱讀的理想。就像唐代韓愈所說的“普天之下都承認麒麟是吉祥的靈物；詩歌、編年史、名人傳記中均如此說,即使村野兒童和婦女也知道麒麟是吉利的征兆,但是這種動物不在家畜之列,不容易找到,也不好分類,它不像馬牛狼鹿。我們面前即使有頭麒麟也不知道是何物。我們知道有鬃毛的動物是馬,有角的動物是牛,但不知道麒麟是什么模樣。”我想,公民閱讀,大概能與這里的麒麟相提并論。(作者系著名詩人、文化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