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官員主導的改革很強勢，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認為是個性官員開始得到寬容和支持。但來自外界的擔心一直存在，經(jīng)濟學家姚洋送給仇和兩本書，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

　　低調(diào)再低調(diào)，“最具爭議的市委書記”仇和依然躲不開“爭議”。

　　3年來，昆明城處處留下市委書記仇式“鐵腕”的施政痕跡。除了讓官員壓力倍增心驚膽顫之外，“仇旋風”甚至波及了老百姓家陽臺的防盜籠。在宿遷，時任沭陽縣委書記的仇和就曾把街邊打麻將的人追得四處逃竄，違章過馬路的婦女被嚇進了廁所。

　　實際上，仇和的“昆明新政”與他在宿遷推行的激進改革有諸多相似之處，責令官員招商引資，推行問責制，甚至包括種樹。他在昆明公開了官員們的電話，其實在宿遷他早這么做了，但依然讓人覺得新鮮。

　　仇和的個性施政其實始于上世紀末。2004年2月南方周末的報道，使時任宿遷市委書記的仇和與“仇和現(xiàn)象”成為社會焦點?，F(xiàn)在，他所受到的關注度仍不亞于當年。與仇和類似的個性官員們并非孤例，但很少人能像仇和這樣，一次次受到非議又一次次得到拔擢。

　　作為一貫的作風，仇和講求效率，希望在最快的時間讓人們看到好的結(jié)果?，F(xiàn)在，他創(chuàng)造的“昆明速度”最能“眼見為實”：三年并作一年，擱淺多年的二環(huán)路硬是連了起來；落戶手續(xù)辦理從28日壓縮至兩天。官員們要連走帶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腳步；帶著狠勁的仇式語錄，在官員中廣為流傳。

　　實際上，仇和更像是一個老師，一個教官?；仡欉^往，仇和的施政起點，都是由“治官”開始。在宿遷，他扳倒了前沭陽縣委書記等貪官，撤換了不作為的干部；在昆明，已有1200多名官員因“影響軟環(huán)境”被問責。

　　他的“以官治官”邏輯得到許多民眾的歡迎，卻遭到輿論和學界的批評。一位開會打瞌睡的官員遭免職，被歸結(jié)為仇式“人治”之舉，事后證實仇和并未作出罷免指示；某縣就出臺1號文件推廣“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而被批“唯上級論”，其實仇和只是在飯桌上提了一句倡議。

　　官方澄清了上述“誤解”：它們與仇和無關。但下屬“跟偏”，其實問題不在“偏”，而在于“跟”。

　　激烈批評者北京大學教授姚洋意外地被請到昆明實地考察，驚詫于“上上下下對仇和的支持”，也感慨“一把手的權力真的很大”。

　　一把手的施政空間之大，也是仇式改革成功的關鍵，卻也是批評者乃至一些同情理解者最大的擔心。2004年，被認為性格溫和的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蔡定劍發(fā)表評論《中國需要怎樣的改革家》說，“我們不忍心批評這個人”，但“仇和的無限權力讓人感到恐懼”。

　　蔡定劍的答案是，中國需要有現(xiàn)代素質(zhì)的改革家。他認為仇和使用“治民之術”而非“民治”，想成為人民救星，而不是讓人民自己當家做主，“很有些視公民為子民的味道”。

　　但你如果理解仇和的性格，就不會對此大感意外：10年前已被痛批的“招商引資是第一政績”口號，2008年在昆明再次被公開宣揚?？峙乱仓挥谐鸷停惠p易向輿論乃至民意妥協(xié)或迎合。

　　仇和習慣于不被理解，“看準的事情，砸鍋賣鐵也要做”。他對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階段發(fā)展觀充滿自信。仇和被公認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型官員”，他保持每天必看40頁書的習慣，熟讀薩繆爾森的《經(jīng)濟學》和《世界通史》。

　　“中國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壓縮餅干式的發(fā)展。”2004年，仇和這樣回答南方周末記者。在仇和的思想中，許多邏輯看起來充滿矛盾。“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當成是非的兩極，承認宿遷的現(xiàn)狀的話，能不能用人治來推動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來推進民主呢？”

　　仇和的許多“激進改革”，實用主義色彩鮮明。他現(xiàn)在的搭檔、昆明市長張祖林說，“有人認為仇和是理想派，我覺得他是一個實干主義者、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

　　仇和承認自己強硬，但否認自己不民主反法治。仇和成功施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選”、“勤廉公示”等具有政治改革性質(zhì)的實驗，并獲得成功，有的還成為執(zhí)政黨的制度。政改體現(xiàn)了仇和的膽識。曾兩度赴美學習的仇和認為，中國不能搞黨際競爭，但完全可以搞黨內(nèi)競爭。

　　今年9月，一家企業(yè)歪曲仇和的批示，詐騙3億元購房誠意金，一度令仇和面臨前所未有的名譽危機，不過事件最終被澄清。實際上，仇和一直有著中國式“清官”的道德形象。在昆明的就職演說中，他曾發(fā)表了“無親無故”、“無私無畏”等“八無”感言，他的七個兄弟姐妹至今都在老家種地。

　　個性官員主導的改革很強勢，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認為個性開始得到寬容和支持。離開宿遷之后的仇和，在媒體眼中，少了“仇和”而多了“求和”色彩。支持仇和的輿論認為，批評者應該減少爭議，多善意的建議。

　　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俞敬堯在為2009年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書作序時指出，有爭議是好事，如果通過反思與總結(jié)，使這一個案更具典型意義，實乃民主政治建設之幸事。

　　姚洋教授獲得與仇和對話的機會，他了解到，昆明并未全民招商，滇池也正積極治污，仇和“是一個很好的人”。但他的批評立場依然沒有改變。比如，他認為“強力招商是把政府重新帶入市場的微觀運行”，并對昆明想一步跨入電子產(chǎn)業(yè)時代持保留態(tài)度。

　　姚洋送給仇和兩本書，一本是《國家的視角》，副標題是“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另一本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