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聰與老師侯仁之。

　　李孝聰，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畢業(yè)，師從侯仁之先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致力于歷史地理學、中國古代史、地圖史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2015年3月，學術(shù)論文集《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出版。

　　“這里沒有WIFI是吧？”剛落座，68歲的學者李孝聰問。找到密碼，他很快連上了無線網(wǎng)絡。

　　上個月，李孝聰去西藏“考察和懷舊”，帶著憂心，六月初回到了北京。作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地理與古地圖研究中心主任，李孝聰退而未休，主持博士答辯，進行野外考察，“忙得很”。

　　相較于侯仁之、譚其驤、鄧廣銘等享譽全國的前輩學者，李孝聰?shù)穆暶嘣趯I(yè)領域內(nèi)流傳。2015年3月，《中國城市的歷史空間》出版，收錄了李孝聰關于中國歷史城市地理研究的14篇論文，從古代城市選址的規(guī)律，到交通與城市的關系，從城市空間形態(tài)及功能結(jié)構(gòu)的演變，到中外城市形態(tài)的比較等等。

　　終日棲身于擁攘城市的人們或許很少會去想象自己所住的城市在數(shù)千年前的面貌，李孝聰?shù)墓ぷ髦槐闶窃趯嵉乜疾炫c文獻中勾勒這幅圖景。他會告訴你，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的城市，官府行政中心/貴族或官紳居住區(qū)一般占據(jù)著城市較高燥/優(yōu)越的地段，商業(yè)街區(qū)往往會于行政中心隔開幾個地段，并處在較方便的進出道路上。手工業(yè)作坊一般分布在商業(yè)街道的背后，也與進出城市的水路通道相近。“歐洲的城市景觀以高聳的教堂作為天際線的標志，”李孝聰描述，而在中國古代的城市，“天際線總是城墻的垛堞，間或露出佛塔，或鐘/鼓樓的身影，深灰色調(diào)極為濃重，夾雜著黃色瓦頂?shù)膶m殿與綠色瓦頂?shù)膹R宇。”這條縱深進入歷史考察城市的路徑，或許是今天城市化進程中一個必要的視角。

　　中國城市化陰云

　　中國的城市化，想學外國，但是沒有把人家真正的東西學到，只學了一個表面功夫，實際上是被商業(yè)牽著鼻子走

　　1947年1月，李孝聰出生在四川成都，兩歲隨父母到北京。1968年，和彼時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懷著“一腔革命熱血”，自愿奔赴西藏。

　　西藏是李孝聰心中的“第二故鄉(xiāng)”。“你想不到我在那里工作過多久吧？”李孝聰攤開雙手，給出答案——十年。這段時間，他在地質(zhì)局工作，先后擔任鉆工、柴油機工、實驗室孢子花粉分析員。那時，西藏給他的印象是“有電燈，但不能長明，沒有熱水，比較落后”。

　　在地質(zhì)局工作，一頂帳篷“活”十個人，命運拴在一塊，“你要自私，人家一腳把你踢出去”。西藏生活，培養(yǎng)了他團隊合作的能力，甚至改變了他的人生觀。進入大學，后來領導一個研究中心，他始終堅持一點：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整個集體。

　　與此同時，這讓李孝聰日后明確了碩士研究生的學習方向，那便是歷史地理學——“鄧廣銘先生教我的是歷史，侯仁之先生教我的是地理，這兩者結(jié)合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在西藏十年的地質(zhì)工作經(jīng)歷”。

　　最近這一次去西藏，李孝聰?shù)闹饕康氖强疾旃糯牡缆贰?009年前后開始，古代交通是他深入研究的主題，涉及四川、甘肅、青海、內(nèi)蒙古、西藏等地區(qū)。

　　盡管多次前往西藏，這里城市的發(fā)展還是讓李孝聰感到吃驚。西藏照搬內(nèi)地城市的發(fā)展模式，引進大批房地產(chǎn)項目，“弄得沒什么味兒”。

　　李孝聰為此感到憂慮。在李孝聰看來，西藏只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縮影。“中國的城市化，想學外國，但是沒有把人家真正的東西學到，只學了一個表面功夫，實際上是被商業(yè)牽著鼻子走，所以，就產(chǎn)生了很多誤區(qū)，其中有些是因為本身不理解城市化。”

　　城市發(fā)展方面，歐洲也走過彎路，如今相當重視城市的保護。在中國，商業(yè)利益才至高無上。“放在第一位的是賺錢，這里面有很多利益的勾連，你看抓的這些貪官，大多數(shù)和房地產(chǎn)有關系。”李孝聰說。

　　2000年，某城市正大肆拆除老城區(qū)，“一大片，全部拆光，包括文物保護單位，一個不留，剃平頭”。李孝聰接到市民打來的電話，趕到現(xiàn)場。聯(lián)系房地產(chǎn)商負責人后，他明白，“沒法談”。

　　“因為什么？有利益輸送。”在課堂上，李孝聰偶爾談及，但點到即止。

　　海外“游獵”古地圖

　　《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出版后，李孝聰送了一本給大英圖書館，兩年后，被讀者翻爛了。李孝聰很自豪，覺得自己的研究有用，而不是為了追求名利

　　1978年9月，李孝聰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從西藏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yè)。畢業(yè)后，他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任教。經(jīng)老師鄧廣銘的推薦，1985年，師從侯仁之，攻讀歷史地理學碩士學位。

　　此后，李孝聰協(xié)助侯仁之編繪《中國國家歷史大地圖集》。在美國、英國，侯仁之見識過很多中國古代地圖，回國后，他建議盡快組織人力予以調(diào)查研究，認為“這是極有價值的學術(shù)研究工作”。

　　侯仁之對李孝聰說：“還有一批中國王朝時期的地圖流散到國外去了，你應該利用它們。”這句話把李孝聰引上了中國古地圖研究。

　　1991年，李孝聰作為交流學者，去往荷蘭萊頓大學。身在荷蘭，他心系中國古地圖，便申請英國學術(shù)院王寬誠基金，結(jié)果被拒絕。“申請時，我說要去英國研究中國城市的歷史，人家說你研究中國城市，到英國來干什么？”李孝聰“換了個姿態(tài)”，問：“我能幫你做什么？”對方說，這里有很多中國古地圖，“看不懂”，并給他寄來了大英圖書館館藏中國古地圖目錄。李孝聰從目錄里指出了一些錯誤。第二次申請，順利通過。

　　此后，李孝聰時常帶著朋友送的一個舊奧林巴斯相機，赴英國、法國、瑞士、意大利、梵蒂岡等國家，去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教堂、修道院甚至私人收藏者的家，搜集、整理、研究中國古地圖。在德國，他預付500歐元，買了十來張古地圖幻燈片，收到后發(fā)現(xiàn)有缺失，“給他們寫信，不理我了”。

　　1996年，以中、英文對照，李孝聰出版了《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收錄截至1900年以前的古地圖300幅，其中大多數(shù)由官方繪制。有人比較西方地圖，認為中國古地圖并不精確。“皇帝要那么精確干什么？他干嗎非要知道四川有個斷裂帶，可能會發(fā)生地震？皇帝只需要知道四川離京城多遠，有多少州縣，有多少人口，能給我交多少賦稅。中國古地圖繪制的目的在于實用！”李孝聰回應。在李孝聰看來，對歷史的思考，對當時社會制度的把握，是理解、鑒定古地圖很重要的出發(fā)點。

　　在李孝聰之前，國外的研究者并不清楚這些地圖在歷史、地理、文化研究中的工具性作用。因此，大英圖書館地圖館館長托尼·坎貝爾評價他是“一位搭橋的人”。侯仁之認為，坎貝爾的評價“道出了李孝聰此項研究的學術(shù)意義”。學者袁行霈則以“前無古人”贊之。

　　著作出版后，李孝聰送一本給大英圖書館，兩年后，被讀者翻爛了。“我當然很自豪，覺得自己的研究有用，而不是為了追求名利。”

　　繼《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之后，2004年，李孝聰出版了《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在古地圖領域，他深耕細作，去年8月，還去美國收集有關中國邊海史地的地圖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