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汝珍在其《古玩指南》一書中指出：“書畫之作偽由來已久，為之精者每有混珠之可能。今世存古玩十九皆魚目也，鑒別者若不深悉其作偽之內(nèi)蘊，而徒從事作品之判別，鮮有不受其騙者。故其作偽之道，因物因事而異，方法殊難。”據(jù)史書記載，模仿他人的筆墨作書畫的事，在三國時期就已經(jīng)有了。宋以前，作偽以臨、摹為主，但這些臨摹多是或出于學習前賢筆墨，或出于文人之間的雅玩，或根本就是為了保存前人的作品，并非以此牟利而為之。所以，都不能看作是蓄意偽造，不過卻已為后來的書畫偽造之風，提供了一些技術(shù)和行為上的基礎。宋以后隨著科學技術(shù)的進步，印刷術(shù)的逐漸發(fā)達，作偽方法越來越多，手段越來越高明，至此歷代偽手大多出于私利，動機不純，蓄意作偽。

晉、唐為書畫作偽的萌芽

　　歷代書畫作偽風氣的盛行，與書畫創(chuàng)作較為興盛，書畫家比較集中的社會氛圍有關，又與書畫作為商品，并且具有可觀的經(jīng)濟利益的流通環(huán)境有著極大的關系。幾次較大規(guī)模的書畫作偽高潮，均出現(xiàn)在商品經(jīng)濟相對發(fā)達的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幾個書畫作偽的地區(qū)，同時又是商品經(jīng)濟相對比較發(fā)達，書畫家比較集中的地方。

　　古人云：“以史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以銅為鏡可正衣冠。”因此，了解書畫作偽的歷史，對今天鑒別書畫真?zhèn)?、對書畫市場的健康發(fā)展都有著重要意義。

　　眾所周知，我國古代書畫作偽（臨摹）由來已久，根深蒂固，遠在南北朝就已出現(xiàn)，惜未見傳世的偽作。晉代，書畫臨摹作偽已初具規(guī)模，晉穆帝就曾命張翼將王羲之的書法作品摹寫副本。虞酥在《論書表》中就記載了張翼“寫效”王羲之書一事：“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后答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遺憾的是張翼“寫效”的王羲之書法作品我們今日已無緣獲見。

　　早在六朝蕭梁的文獻里，記載有若干魏晉名家摹本傳世，如王獻之《十二月帖》、《中秋帖》等，就已出現(xiàn)了摹本，并指出摹制者的姓名。

　　據(jù)文獻記載，代筆現(xiàn)象早在六朝就已存在。張彥遠在其《法書要錄》（卷二）一書中記載，有梁陶弘景答武帝蕭衍書啟中談到王羲之代筆問題：“從（羲之）失郡告%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人不能別也。見其緩并，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圣旨標題，足使眾識頓悟，于逸少末年之識。”

　　隋唐時期，書畫臨摹頗為盛行，并達到較高水準。究其原因，是因為時人受帝王愛好之影響，普遍酷愛名家書畫以為學習、把玩的雅好，故成時尚。此時官府設有“弘文館”一類機構(gòu)，并聘請有專職的拓書摹畫人員，摹寫前代書法名家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的書法作品，故臨摹品大量出現(xiàn)。唐張彥遠在其《歷代名畫記》一書中曰：“古時好拓畫（臨?。?，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縱。”唐太宗李世民時期，如馮承素、諸葛貞、趙模、韓道政、湯普澈等，都是善臨摹而傳名千載的好手。唐太宗李世民，喜愛書畫，尤愛王羲之書法，搜求王羲之書法作品不遺余力，甚至不擇手段，“蕭翼賺蘭亭”就是我國書法史上流傳千年的佳話，李世民在從辨才和尚那兒得到《蘭亭序》之后，就命當朝書法名家褚遂良、歐陽詢、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人各摹制數(shù)本，賞賜給皇太子、諸王和近臣，以廣布揚，命受賞者學習，實際上起了提倡書法藝術(shù)，促進社會文教的作用，更為后代留下“只減真跡一等”的晉代書法藝術(shù)珍跡。今天王羲之等人的真跡已蕩然無存，只有這些唐人“偽作”，還給我們保存了他們書法藝術(shù)的部分“廬山真面”，功不可沒。太宗、高宗之后的武則天、李隆基等人，也愛書法藝術(shù)，同樣摹拓了很多前代名家書法作品流傳后世。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像書圣王羲之傳世的一些書法名帖也是唐代廓填本，如《姨母帖》、《初月帖》、《 喪亂帖》、《 奉桔帖》、《 孔侍中帖》、《 寒切帖》、《遠宦帖》、《行穰帖》等等，其中《奉桔帖》、《姨母帖》和《初月帖》等是唐武則天萬歲通天年間的官府廓填本，為馮承素所臨，其臨摹水平，幾乎達到“下真跡一等”的亂真的地步，是當今學術(shù)界公認的唐摹精品，比較忠實準確地再現(xiàn)了原跡的風貌。唐人摹本多精品這一點已被多數(shù)人所認同，著名的歐陽詢《史事三帖》（《張翰帖》、《卜商帖》和《夢奠帖》）是其晚年親筆真跡，系淡墨所書，而《張翰帖》和《卜商帖》則是唐人的精摹本。真跡與摹本相互對照，足可見摹本之精彩，堪稱下真跡一等，很容易魚目混珠。

　　隋唐摹本，傳世以書法為多，繪畫作品較少。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卷》目前保藏在大英博物館，歷來書畫鑒定家認為它是隋代官府摹本。

　　唐及唐以前的摹本今已廖若星辰，屈指可數(shù)，彌足珍貴。

　　隋唐代筆現(xiàn)象較早見于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卷九吳道子傳），書中記載道：“吳生（吳道子）每畫，落筆（即勾完墨線后）便去，多使琰（翟琰）與張藏布色，濃淡無不得其所。”

　　總之，晉、唐時已開書法作偽之先河。但此時臨摹前人書畫，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保護原件使之延年益壽，或觀摩利用，和后來的專門造假牟利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動機可說是高尚的，效果也如上述是積極的，為我國書法傳統(tǒng)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這些封建帝王的愛好，也有消極的一面，如當他們以帝王之威在全國大勢搜求前代書畫時，不少保存者為避難而銷毀其所藏書畫。而帝王們一旦搜求到手后，就據(jù)為己有，藏之內(nèi)府，秘不示人，甚至在其死后葬人陵中。如所傳《蘭亭序》就被唐太宗李世民葬于他的昭陵中。一說《蘭亭序》原本沒葬在昭陵，因高宗李治也非常喜愛書畫佳作，與父皇陪葬的是他人臨摹本，而真品留在他自己和武則天身邊。此后，讓人將《蘭亭序》和其他書畫珍品葬在乾陵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