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北京市高院對罪犯薄谷開來、劉志軍減刑案的公示引發(fā)廣泛關注。公示中分別提到，在死刑緩期兩年期間，二人沒有故意犯罪，符合減刑條件，故將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的刑罰減為無期徒刑，原判附加刑不變，并標明公示期限是從11月16日起至11月20日止。而據檢索，北京市高院官網11月17日就刊發(fā)了該公示。

薄谷開來也好，劉志軍也罷，都是曾經的風云人物，其減刑也受到各方的高度關注。雖然二人所犯之罪不同，但量刑均為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而只要在緩刑兩年期間沒有故意犯罪，就應依照刑法第50條的規(guī)定，兩年期滿以后減為無期徒刑。由此可見，二人由死緩減為無期徒刑，享受的是法律硬性規(guī)定的、死緩罪犯均能享受到的紅利，而非什么法外開恩。實質上，若死緩罪犯在此期間能夠證實確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兩年期滿后甚至還可直接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盡管從實體上探討兩人減刑的價值不大，但其程序價值意義卻不容小覷：就社會影響而言，這兩位坊間視野中所謂的“敏感人物”的減刑遵循嚴格對外公示的規(guī)定，或能在彰顯相關制度的剛性外，也確立某種可資借鑒的范本。

應看到，減刑、假釋案網上公示制度在我國實行時間并不算長。前些年，因為對刑罰變更執(zhí)行的監(jiān)督機制漏洞，有權有錢的罪犯“以權贖身”“以錢買刑”的亂象頻現。像健力寶集團原董事長張海違法減刑案，就是權錢交易后在程序上暗箱操作的結果。雖說2012年最高法出臺了減刑假釋司法解釋，明確了減刑公示制度，但也只是小范圍地、在罪犯服刑地公示。

針對某些減刑亂象，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嚴格規(guī)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yī)程序，強化監(jiān)督制度”。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出臺了意見要求法院以職務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的減刑、假釋、暫予監(jiān)外執(zhí)行案件為重點，一律“網上公示、公開開庭、代表旁聽、文書公開、違紀重罰”。同年6月1日，最高法《關于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的規(guī)定》正式實施，要求改聽證辦理為開庭審理，改監(jiān)內公示為社會公示。

如果說，將減刑收束到嚴格規(guī)范框架內，是從頂層設計層面對“減刑貓膩”嚴加約束，那無論是近年對不當減刑案的糾正，還是如今薄谷開來、劉志軍減刑公示，都是在司法實踐上捍衛(wèi)著制度威嚴。

當然，考慮到“敏感人物”減刑案通常更受輿論關注，在減刑公示時或許可在法院官網公示外，也通過公共媒體、官微等渠道對公眾進行提醒，避免引來爭議。薄谷開來、劉志軍減刑公示期限過了，輿論才普遍留意到公示，這種時間差本可以消弭。

說到底，有陽光，才無“暗箱”。而陽光化司法運作要抵達“看得見的正義”，應秉持“法者，平之如水”的精神。而今在薄谷開來和劉志軍二人減刑案上，法院對二人的減刑公示和監(jiān)獄的提請減刑建議書被公示，也是陽光司法應有的動作。對司法機關而言，落實司法實踐對減刑、假釋案件辦理相關規(guī)定，就應保持這種公正態(tài)度，將審理重點放到罪犯服刑的表現上，而非其曾經的身份上。哪怕罪犯原來官位再高、財富再多，能不能減刑、假釋，都必須提前公示、依法審理，該減刑的減到位，不該減的決不減，這不只是人權司法保障和司法公正的雙重要求，更是社會各界的正義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