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首席執(zhí)行官庫克日前以“保護用戶隱私”為名，拒絕執(zhí)行法院命令，拒絕為FBI提供“合理的技術幫助”以解鎖一部蘋果手機。對此，國產華為手機業(yè)務掌門余承東表示“支持蘋果”。

蘋果以“保護隱私”的名義，與當局開撕過多次。這一次，事因去年12月份發(fā)生在加州的一起槍殺事件，嫌犯造成14人死亡后被警方擊斃，其一部蘋果手機落入警方手中，但因無法繞過蘋果加密技術，F(xiàn)BI無法獲取手機中的內容。其實蘋果堅持以保護隱私為由、不給司法部門面子是一回事，另一個原因就是蘋果自己也打不開這臺手機。因此蘋果與當局持續(xù)的“抵抗”，除了在部分用戶中贏得了“英雄”般的精神膜拜之外，還為蘋果進一步鞏固和拓展市場，贏得了口碑。

國產手機華為，這時候如果公開地與蘋果提出相左的價值觀，無疑讓用戶心存“出賣信息”的顧慮與擔憂，這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前，無異于一次“自宮”。但華為在諸如加州命案之類的事件擺在自己面前的時候，能不能像庫克這樣“牛掰”，可能不是取決于華為掌門的態(tài)度，更取決于法制權衡。

蘋果與當局在隱私權利上“摩擦”多年，并且能夠得到大多用戶的認可，其實已經暴露出美國社會在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之間日益凸現(xiàn)的權利矛盾。尤其在涉及國家安全、涉及反恐等信息和證據(jù)的獲取上，科技公司的理念與產品的技術，已經呈現(xiàn)出與之游離的叛逆趨勢。

中國的科技產品如何既兼顧個人隱私權利與國際化市場的競爭優(yōu)勢，又不與國家安全等信息獲取發(fā)生誓不兩立的沖撞，確實需要一套介于科技、道德、法治三者之間的法律制度進行保障。否則蘋果的沖突很容易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遇到尷尬，華為的產品也很難在國際市場構成競爭底氣。

個人隱私權力、與科技產品保護用戶隱私權利的權利界限，是一個需要通過法律制度來設計的框架程序。把個人隱私凌駕于國家安全之上，容易給現(xiàn)代犯罪行為增加便利；反過來，動輒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過度控制個人信息，則讓更多的用戶感覺人人自危，導致基本的隱私難以得到保障。

蘋果與美國當局的僵局，是摻雜著半是法治權利、半是道德權利的不規(guī)則“游戲”。從法律制度的設計上來看，個人的隱私權利與司法需要個人及科技產品讓渡部分隱私的權利，在內涵與外延的交叉關系上，沒有得到清晰的法制梳理。這種現(xiàn)象，眼下已經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只不過不像蘋果公司那樣因為公開的叫板與抵抗，將沖突呈現(xiàn)出國際化的戲劇圍觀效果。

加州槍案會否成為美國在法制設計上的一個拐點，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是，中國的法律制度可以通過這面鏡子，照見自己在法制設計上的缺位程度，可以結合本國的實際盡早在法制設計上進行布局，以免事到臨頭，因為制度漏洞的缺失，引發(fā)本國科技產品與法律制度的沖突，造成難以收拾的國際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