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北京圖書訂貨會現(xiàn)場，川流的人群中，總有腳步停駐在《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金華叢書》《寧夏珍稀方志叢刊》等厚重的“大部頭”地方文獻前。地方文獻如此大規(guī)模展示，并被眾多讀者熱情關注，在多年前都是難以想象的。

山東青島市檔案館,工作人員在挑選需要修復的檔案材料。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陜西省圖書館古籍修復中心庫房中保存的古籍。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觀眾在寧波教育博物館參觀了解寧波教育史。郭小鎧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那些曾靜靜躺在圖書館庫房角落、收藏者書房中的地方文獻，如今走出庫房、書齋，以地域為圓心，匯聚成一冊冊地方特色濃郁的著述。這是文化追溯的力量，體現(xiàn)了人們對生于斯長于斯的文化傳統(tǒng)的內(nèi)在需求。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表達過這樣的期待：“中國文化史有兩個坐標：一個是時間坐標，一個是地域坐標。我希望學術界經(jīng)過共同的努力，構建一個中國文化史的立體模式，描述時與地整體演進的圖景?！?/p>

越來越火熱的地方文獻發(fā)掘、出版工作，正在向著袁行霈期待的方向發(fā)展。

尋根不再難

多年前，在四川巴蜀書社的辦公室里，四川某縣方志辦的工作人員向該社副編審王雷大吐苦水：“要找到一個切實可用的古舊方志版本實在太難了！”在整理當?shù)匚墨I的過程中，他們發(fā)現(xiàn)縣圖書館里存的方志，竟然僅從民國時期開始收錄，之前的歷史一片空白。為此，這位工作人員只能抓住一切出差的機會，從各地圖書館收集資料。由于有些方志已被當作珍藏，不提供外借，為了不給當?shù)睾笕肆粝逻z憾，他用手抄錄了大量文本。

“這件事讓我們感到出版一套方志集成的使命感和緊迫感。”王雷說，一個縣的方志辦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對于一般讀者來說，要想找到了解一座城市歷史的可靠資料，有多么艱難。

不負眾望，在今年的全國書業(yè)交易盛會上，王雷終于將《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帶到了讀者面前。書中全面收錄了今四川省境內(nèi)各市區(qū)縣古舊方志一百七十六種，其中包括永寧廳、馬湖府、西康省、定遠縣等歷史上重要的行政區(qū)劃，以及康熙《順慶府志》、乾隆《直隸達州志》、乾隆《屏山縣志》、乾隆《雅州府志》等珍貴版本。

那位手抄文獻的工作人員在得知該書出版后，立刻找到王雷詢問收書情況，開始著手布置古舊文獻的點校整理工作。

在國家愈發(fā)重視地方文獻整理的大背景下，袁行霈、浙江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黃靈庚、作家韓少功、南京師范大學學術骨干團隊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加入到了發(fā)掘地方文獻的隊伍。

隨后，702冊的《湖湘文庫》，520冊的《廣州大典》，150冊的《金陵全書》等，一系列豐碩成果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文化溯源無門的困境將越來越少。

地方文獻是研究富礦

“地方文獻多是當?shù)亓舸娴墓偶?，其中包含著當?shù)匚幕臏Y源和重要歷史記錄。地方文獻的發(fā)掘整理，不僅有助于梳理當?shù)匚幕}絡，構建當?shù)匚幕碚擉w系，對于學術研究也有重要作用?！秉S靈庚說，在編纂《衢州文獻集成》的過程中，他就通過地方文獻中留存的詩歌和文章，找到了朱熹與呂祖謙和陸九淵互訪、交往的痕跡，“這就為南宋理學的研究開掘了新的課題”。

而近期出版的《寧海叢書》，則讓黃靈庚重新審視了寧海兩大文化名人：胡三省和方孝孺?！氨热绶叫⑷?，由于被朱棣滅了十族，所以留存的文獻較少。這次從中國臺灣和日本搜集回來了他的文獻，發(fā)現(xiàn)很多嶄新的資料，這些都將成為學術研究的新領域?！?/p>

王雷也介紹，在《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中，全面收錄了今貴州省境內(nèi)各區(qū)市縣古舊方志，其所收書目包括弘治《貴州圖經(jīng)新志》、《萬歷黔記》、乾隆《貴州通志》、乾隆《鎮(zhèn)遠府志》等珍貴版本。而在《中國地方志集成·重慶府縣志輯》中，包含了明代及清代前期重要的方志版本，都是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

黃靈庚說：“隨著各地文獻發(fā)掘工作的開展和海外文獻的回歸，越來越多的珍稀古籍將出現(xiàn)在研究視野，必將成為我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一道新的風景線?！?/p>

闡釋研究讓文獻活在當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編審室主任李保民曾公開談起《寧海叢書》出版中遇到的困境：高昂的“底本費”。整理古籍，所選底本的優(yōu)劣是關鍵所在，但珍貴文獻往往是圖書館的館藏之寶或者收藏家的個人珍藏，費用不菲，有的甚至高達幾十萬元。

而《衢州文獻集成》最終憾失《澗濱先生文集》六卷（明 徐文沔著）、《陸宣公文選評》十五卷（唐 陸贄撰，明葉秉敬評）、《招搖池館集》十卷（明 詹萊撰）、《三硯齋印譜》（清 王宇春撰）等文獻，皆是因為所收圖書館“不放行”。

王雷表示，《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能收錄《西康圖經(jīng)》，多賴我國著名民族史學家任乃強先生哲嗣任新建的慨然應允，才使得西康歷史得以全面展示在讀者面前。而有了來自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機構的大力支持，本套叢書才得以付梓。

李保民感嘆：“文獻是公器，希望有關機構能在底本的使用上給予優(yōu)惠?！?/p>

曾多次參加地方文獻成果發(fā)布的國家圖書館原館長詹福瑞認為，地方文獻的發(fā)掘和整理，不僅推動了地方文化的研究，更將引領整個中華文化的建設。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主要靠傳世文獻來記錄和承載，但這些文獻如果沒有得到發(fā)掘和整理，就只能是庫存。

此外，針對地方文獻出版熱現(xiàn)象，詹福瑞也提出自己的思考：對古籍文獻，不但要發(fā)掘還要闡釋?！艾F(xiàn)在僅僅把文獻匯集成書、出版，還不夠。應該選取其中的經(jīng)典和精華，加以研究、闡釋。但要注意，任何文化都分兩種：充滿活性的和已經(jīng)死亡的。死亡的文化對當代文化建設沒有什么作用，甚至可能起到負面作用。因此，未來應該將文獻出版的重點，放在發(fā)掘、闡釋那些對當代文化建設有意義的內(nèi)容上。”

“文化自信是民族復興的強大動力，而追根溯源、傳承文化遺產(chǎn)為文化自信提供了底氣。我相信，隨著越來越多地方文獻的出版，以歷史為依托，必將促進地方文化發(fā)展，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蓖趵渍f。（記者 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