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內外流傳的海撈瓷來看，至少在唐代中國陶瓷就已經大規(guī)模出口世界各地，筆者見過的大量海撈瓷中，唐代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長沙窯加褐彩，還有唐三彩等都有不少實物出現(xiàn)，這也可以說明唐三彩并非只是隨葬品，同時也是日用和陳設品。宋代到近代的海撈瓷器就更為豐富了，宋代幾乎所有的有一定規(guī)模的陶瓷窯口均有產品外銷，包括通常所說的五大名窯。元代青花瓷和明清外銷瓷器種類眾多，數(shù)量巨大，這些實物幾乎串連成一部中國陶瓷史，同時也是一部外銷瓷歷史。

筆者認為，對古陶瓷包括外銷瓷的研究必須堅持民間考古這種形式，對出現(xiàn)在民間的海撈瓷以及傳世的外銷瓷進行梳理，才能夠作出對歷代出口瓷器類型的認知。在宋代以前，我國外銷的陶瓷基本上與國內同時期的器物相同，少有迎合西方需求的創(chuàng)新產品。到了元代以后，外銷瓷大量結合歐洲的審美趣味，產品融合中西方藝術元素的特色逐步呈現(xiàn)，外銷瓷也便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

特別是清代到近代，外銷瓷器除了部分傳統(tǒng)產品以外，大部分是適應西方人需求的創(chuàng)新之作。有的是定制商品，在器型和紋飾上必然要經客戶認可以后才制作生產，這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西方元素。廣彩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類型——清代康雍時期，廣東彩瓷大量銷往歐洲，這種彩瓷在景德鎮(zhèn)燒制素瓷后在廣州加彩，然后出口。廣彩瓷器在傳統(tǒng)的五彩和粉彩基礎上，強化胭脂紅、大紅、黃綠彩和黑彩的使用，并普遍采用描金手法。邊飾的圖案豐富多彩，在傳統(tǒng)紋飾基礎上，呈現(xiàn)了強烈的歐化色彩。這些瓷器有貴族定制的繪制有徽章圖樣的“紋章瓷”，也有繪制花鳥、山水和人物的品類繁多的陳設器和日用品，紋飾繁復富麗，有的還繪有西洋人物和風景，藝術特色十分明顯。

以筆者收藏的一件嘉慶廣彩人物大盤為例，盤的主體表現(xiàn)了人物場景，通常為室內的環(huán)境，人物大多為清代服飾，在當時歐洲人習慣稱“滿大人”，而畫面人物一般沒有明確的意思，多是富有動態(tài)的人物造型，神態(tài)悠閑傳神。這個大盤描繪了官宦人家生活的場景，除了表現(xiàn)人物活動外，既有古代家居的繡墩、瓶花、鳥籠、茶幾，也有西洋狗，包括室外風景的商船、帶有十字架的教堂，把中西文化的互為滲透充分體現(xiàn)在一盤之中。這種人物、花鳥和風景的結合是清代廣彩的慣常表現(xiàn)手法。在設色上追求色彩的濃烈，在大紅大紫的基調上，經過在發(fā)飾和服裝上適當?shù)孛杞穑_到華麗的色彩效果。在清代一直到近代的外銷瓷中，廣彩是最具特色的類別。

清道光《南京條約》簽訂后，廣州、福建、江浙沿海一帶對外貿易呈現(xiàn)自由開放態(tài)勢，外銷瓷出口量大增，種類不斷豐富，對于近代的文化輸出和對外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明清官窯生產基地的景德鎮(zhèn)是外銷瓷的主要輸出地，出現(xiàn)了萬歷時期具有代表性、并一直延續(xù)下來的克拉克瓷。大量的西方訂單促使景德鎮(zhèn)在瓷器的設計上作出不斷地創(chuàng)新。這些外銷瓷除了保留原有的工藝特色以外，在繪畫題材上不斷得到豐富，畫面總體上比較繁密，花邊裝飾吸收了很多西方圖案，花卉博古、亭臺樓閣，包括西方城堡和人物都經常出現(xiàn)，中西方不同的元素集中在瓷器中結合，不同的審美趣味得到很好的融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瓷器一直影響著其他國家的陶瓷制作，宋代高麗青瓷就是一個例子。宋代的高麗瓷在我國北方青瓷的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新，形成了獨特的品種，無論在制作的精良上、風格的獨特性上都達到同時期青瓷制作的高峰。

17世紀，日本吸收了中國的瓷器制作技術，并且進行改良，創(chuàng)出了被稱為“伊萬里”的瓷器。這種瓷器采用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結合的中國傳統(tǒng)彩繪形式，采用描金手法，大量運用紅彩，畫的題材既有中國花鳥、山水和古典人物，又吸收日本江戶時代的繪畫風格，一度代替了中國外銷瓷的位置，受到歐洲人的歡迎。事實上，在17世紀末期，中國外銷瓷為了搶奪國際市場，也結合了日本“伊萬里”瓷的式樣，只是在器型上和繪畫題材上保留中國傳統(tǒng)風格，從而出現(xiàn)了中國的“伊萬里”瓷器，并長期活躍在亞洲和歐洲市場。所以，我們必須看到，當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的時候，不同的文化也在不動聲色中交匯，中國的外銷瓷毫無疑問也走向這一趨向。從中西文化融匯這個角度上看，外銷瓷無疑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古陶瓷收藏種類。特別是在近代社會轉型期中西方文化的影響上，外銷瓷同樣是社會新形態(tài)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