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仔細研究發(fā)現(xiàn)，佚名書畫的成交價格區(qū)間拉得很大——貴者可以賣到上億元，而多數(shù)作品的價格則徘徊在幾千元到幾萬元之間。

佚名 《尋梅訪友圖》 北京保利2012年春拍

佚名書畫屢創(chuàng)拍賣高價

截至目前，最貴的佚名書畫應該是北京保利在2010年拍出的《漢宮秋月》，其最終的成交價為1.68億元?！稘h宮秋圖》從3000萬元起拍，最終競得的買家在6000萬元的價位加入爭奪，之后價格突破億元。兩位場外買家通過電話委托，經過30余輪的競價來回爭奪。

為什么《漢宮秋月》的價格那么高？這跟它顯赫的身世有關。它原為清宮舊藏，在《石渠寶笈續(xù)編》《密殿珠林石渠寶笈匯編》均有著錄，卷前還有乾隆題引首，前隔水有乾隆題詩；再加上此手卷的畫工很精細，品相又好，拍出高價自然不足為奇，這也證明當時的藏家群體已經非常專業(yè)，深刻理解有序的傳承對于古代書畫作品的意義。

若以平尺來計算單價，那目前為止市場中最貴的佚名書畫應該是2012年由北京保利拍出的《尋梅訪友圖》。這件不到一平尺的作品，以5萬元起拍，最終以1012萬元成交，讓業(yè)內所有人始料未及。

其實，早從2004年的拍賣市場來看，由于當時缺乏重量級的拍品，投資者在關注二流、三流宋元書畫家作品的同時，就已將佚名無款的高質量作品納入購藏的視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2004年12月的上海崇源秋拍中，首次在內地市場露面的一件人物團扇扇畫六開，以2420萬元高價成交，創(chuàng)下紀錄。這套作品曾經在2002年的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以500萬港元成交。在拍賣方的考據中，如認定此作曾經元代大畫家倪瓚收藏（鈐印“清秘閣心賞章”），民國年間歸報人狄平子收藏，并查到了其最早著錄于民國年間有正書局印行的《宋元寶繪》（又名《清宮藏宋元寶繪》），上面明確第五幀（舊名《宋李景游灌梅圖》）為清宮舊藏，與北京故宮所藏之四幀元人團扇冊頁應為同一作者——元代畫家劉貫道。

之后的拍賣市場時常報出佚名書畫高價成交的消息。如佚名《行獵圖》，在2011年6月的嘉德四季第26期拍賣會上，以2.8萬元起拍，最終以184萬元成交。佚名《孫偉高逸圖》，在2016年嘉德四季第45期拍賣會上，以1萬元起拍，以253萬元成交。佚名《行旅圖》，在2017年中國嘉德香港2017年秋季拍賣會上，以1萬港元起拍，以359.9萬港元成交；同年在嘉德四季的第49期拍賣會上，佚名《雙鴿圖》以48.3萬元成交，佚名《釋迦牟尼佛》以 33.35萬元成交。

在2018年的嘉德四季第50期·迎春拍賣會的“中國古代書畫（一）”專場中，成交價位居前十的作品中佚名佳構竟占據前八席位，且它們的最終成交價格相較于最低估價均呈現(xiàn)出5倍甚至近100倍的增長。如估價12萬元至22萬元的佚名《官威圖卷》，最終拍得94.3萬元；估價1.2萬元至2.2萬元的佚名《雪景寒林》以70.15萬元成交；而超估價最大的當屬佚名《水閣銷夏圖》，其估價僅為6000元至1.2萬元，而最終成交價則高達59.8萬元。

為什么有很多佚名書畫在拍賣場上的溢價特別高？筆者認為基于以下兩點：一是佚名書畫在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認識，有些賣家對于自己所藏的佚名書畫心里沒底，愿意通過低定價的方式讓市場去檢驗；二是佚名書畫在拍賣場中更容易讓藏家有激情舉牌的沖動，有些懂行的賣家，更愿意壓低定價，冒一點風險，用低價去吸引更多藏家來參與競買，用熱烈的氣氛去影響買家的心理，這樣反而容易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也有一些以較高底價起拍的佚名書畫，其市場表現(xiàn)不溫不火，有時還會遭遇流拍。

當然，佚名書畫的價格有些拍得高，有些拍得低，不是純粹靠碰運氣的。畫的質量是第一因素，質量好的作品，如果再經過一些大藏家的遞藏，價格就要上一個層次；如果有傳承，再加上有早期的權威著錄，那么價格又會再上一個層次。

由于佚名書畫即便被收錄在某些著錄里，查找也更為費勁，所以它們更容易在市場中形成大漏兒。

佚名 《漢宮秋月》 北京保利2010年秋拍

為什么近些年才火？

回顧過往，由于佚名書畫自身的信息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倘若缺少有眼力的藏家去發(fā)現(xiàn)挖掘，就會被冷落；一旦價值被挖掘，又能一下成為市場中的黑馬，引起轟動。以至于以前的市場中常會出現(xiàn)：一件作品在某地拍賣，價格低廉也無人問津，但拿到異地，拍出天價。佚名書畫在市場中的這種不確定性，讓藏家對其充滿無限的期待。

從近年來的拍場表現(xiàn)可以看出，佚名古書畫的市場熱度在逐漸提高，而且它還顯示出一定的“黑馬”成色，這對于古代書畫市場整體門類的行情提升，無疑也是傳遞了一個積極信號。有業(yè)內人士認為，這一方面反映出市場買家對古代書畫市場領域的關注度正在提升，另一方面體現(xiàn)出市場買家對于古書畫的研究變得更加專業(yè)。

由于古代書畫的資源比較匱乏，特別是明清以前的名家書畫，傳世量本來就不多，能夠在市場流通的更是少之又少，如果專注于某一名家的收藏，很難有所收獲，要想藏品成系統(tǒng)更是難上加難。而佚名書畫相對來講數(shù)量更多，可選擇的余地也多，在良莠混雜中也更容易淘到精品，這也成為佚名書畫走熱的另外一大原因。

袁金鎧舊藏佚名書札  中國嘉德2016年秋拍

如何鑒定佚名書畫？

許多人有這樣一種誤解，以為一件書畫作品缺少款識就不完整，它就不具備收藏的價值。其實，在書畫上題款、鈐印的做法是宋元以后才逐漸盛行起來的。宋以前，多數(shù)書畫沒款識。如書法作品中，信札一類雖有名款，但它屬于文體格式，與后來作為書法作品而帶一部分款識的藝術創(chuàng)作并不一樣；詩文手稿幾乎全不落款。而繪畫作品中，不落款的居多，即便落款也是在畫面很不起眼的地方題寫，非常隱蔽，不注意根本發(fā)現(xiàn)不了。

最極端的例子莫過于北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它的款識落在樹陰間，經歷千百年都沒被發(fā)現(xiàn)，直到1958年，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李霖燦先生才偶然發(fā)現(xiàn)“范寬”兩個小字。收藏愛好者若知道這個緣由，就不會因為沒有款識而輕易否定一件作品了。

另外，在中國書畫藝術的千年流變中，有的名作遭受首尾分離，甚至有好事者為圖利，人為割裂、挪移作品中的名款，張冠李戴，在給后世留下許多佚名書畫的同時，也給后人留下斷代、定名及真贗鑒定難題。

好在隨著時代發(fā)展、認識的提高，人們對一些原有名款、流傳有序的古代書畫名作，重新進行鑒定。在此過程中，發(fā)現(xiàn)有些名作的定名也許在古代就存有誤區(qū)，需后人加以新的鑒別。

有些作品，直到現(xiàn)在依然不知道作者是誰。在各大博物館館藏的古代書畫作品中，其實佚名書畫占有很大比重；尤其宋元以前的作品，佚名者居多。

那怎么把佚名書畫與其作者聯(lián)系起來呢？有的有文獻記載，這樣相對客觀準確；有的只能是后人利用相關資料考證而得來。最常見的情況是，作品在遞藏過程中，一些經手、過眼的藏家有推論與判斷，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說它是誰畫的就是誰畫的；而且誰的地位越顯赫，誰的結論就越有說服力。

此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董其昌了，很多唐宋書畫依據他的判斷來確定作者。比如董源的《瀟湘圖》、趙昌的《寫生蛺蝶圖》等，原來都是無款佚名作品，流傳到明代，尚無人敢確定作者是誰，董其昌下了結論以后，后人就沿用了他的說法了。

對一件古代書畫的作者判斷，也常常是一波三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代畫家周文矩的《文苑圖》，一度被認為是唐代畫家韓滉所畫，宋徽宗還在畫面的左上方題寫了“韓滉文苑圖”。以宋徽宗的歷史地位和藝術修養(yǎng)，他下的結論是很難被輕易否定的，只是后來發(fā)現(xiàn)了比較過硬的新證據才把《文苑圖》歸到周文矩的名下。

虞世南臨摹的《蘭亭序》，明代以前一直被歸到褚遂良的名下，董其昌過手這件作品后，在卷后題跋中寫道：“此卷似永興所臨”，推翻了前人的看法。此后，這卷唐人臨摹的《蘭亭序》，作者就是虞世南了。

還有“三希堂”之一《中秋帖》，明代董其昌把它定為王獻之書寫，乾隆皇帝深信不疑；而清代學者吳升則認為它是米芾所臨；當代學者更多傾向于吳升的觀點?！吨星锾番F(xiàn)在尚存爭議，也算是懸而未決的迷案。

2014年，在浙江省博物館舉辦的“守望千年：唐宋元書畫珍品特展”上亮相的《九歌圖》，原來一直以為是李公麟的作品，經過后人反復研究、考證，發(fā)現(xiàn)其實并不是；而按現(xiàn)代書畫鑒定的標準，在缺乏足夠證據的情況下，遂將其改為佚名之作。

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正是有了不確定性，讓古代書畫充滿魅力，也充滿誘惑。在佚名書畫中，有沒可能隱藏著大名頭的作品呢？每個藏家的心中都充滿這樣的渴望。

其實，佚名書畫只要年份到了宋元，都是稀世珍寶；宋元之后，能到明清，哪怕是民國，只要畫工好，一樣具有收藏價值。因此，挑選佚名書畫，鑒定的著眼點主要是年代的判斷，它本身是佚名，不存在真與假的問題，年代是拉開價值差距的主要依據；其次是畫工和品相。相比于當代書畫，它的鑒定反而顯得單純了許多。

收藏佚名書畫不能一味只求宋元，明清作品的存世量較大，價格相對低廉，其中的精品非常值得收藏。

近年來，隨著市場的逐漸走熱，新仿的佚名書畫也越來越多。有的造假者非常舍得投入成本，手段也很高明，比如會選用價格不菲的舊紙、舊絹、舊墨、舊顏料，再裝裱上舊套子，做出來的書畫極易迷惑人。一些高仿真印刷品也讓人望而生畏，特別是在印刷基礎上再補墨添色，讓藏家“吃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藏家既要看到佚名書畫繁花似錦的前程，更不要被迷亂了鑒賞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