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惠強，工學博士，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xiàn)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任中國工程機械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樓宇科技研究會理事長，上海市統(tǒng)戰(zhàn)理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

　　長期從事機械設計及理論、科技發(fā)展及管理兩個專業(yè)的教學科研。已培養(yǎng)指導博士、碩士研究生40多名。著有《金屬結構》等專著6本。負責完成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等幾十項課題，發(fā)表學術論文百余篇。

　　鄭惠強，歷任民盟同濟大學委員會委員、副主委、主委，民盟上海市委候補委員、委員、常委、副秘書長、副主委以及首屆二屆市委青年委員會主任；還曾任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自2007年4月?lián)蚊衩松虾Ｊ形魑詠?，切實擔負起政治責任，把準方向、善出思路、用好干部，團結帶領班子成員使上海民盟地方組織各項工作有了開創(chuàng)性進展。2010年12月增補為民盟中央副主席。2012年連任民盟上海市委員會主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

　　■■“青年”鄭惠強:三個媽媽的故事

　　鄭惠強，1953年生。

　　鄭惠強的父母都是廣東潮汕人，父母在家里說的是汕頭話，鄭惠強雖然不會說，但基本都聽得懂。而從父母身上表現(xiàn)出來的勤奮刻苦、克己謙讓都讓他對家鄉(xiāng)充滿了向往和感情。“吃虧就是便宜”、“書讀到肚子里就是自己的”……媽媽常常用這些樸實的話教育青年鄭惠強。

　　1970年鄭惠強從上海向明中學初中畢業(yè)赴安徽淮北農村插隊，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段時間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筆精神財富。”剛到安徽的兩年，他幾乎天天要肩扛遠遠超過自己體重的高粱稈、穗頭。他的腳上至今還留著砍玉米時留下的刀疤。當時雖然腳受傷了，但因為沒有藥，傷口生了蛆還在繼續(xù)勞作。在安徽鳳臺縣馬店公社插隊的那些日子里，鄭惠強住在農民張媽媽家。老太太雖然窮，但給鄭惠強吃飯從來不計較。一次張媽媽的兒子說，“媽媽說沒有現(xiàn)錢買煤油，能不能借兩塊錢？”鄭惠強回上海時因為缺錢買車票，就去問張媽媽討回了那兩塊錢。現(xiàn)在回想起來，鄭惠強覺得十七八歲的自己太不懂事了，想想也內疚，他至今保留著安徽媽媽送給他的一只親手用高粱稈編織的籃子。

　　回到上海讀大學時，從未接觸過數(shù)學的鄭惠強，連平方根和一元二次方程都不會解。他就找了許多初中和高中的復習資料，從最基礎的做起，幾千上萬道題下來，到了第三學期他就成了課代表。

　　同濟大學工程機械專業(yè)畢業(yè)后，鄭惠強留在學校當助教。上世紀80年代，鄭惠強作為訪問學者在聯(lián)邦德國達姆斯塔特工業(yè)大學待了一年。那時為了省錢，他在一對德國老夫妻家里租了一間閣樓房。一開始，老太太對他很冷漠，原來老太太的女兒從不回家看望她，而且以前的住客讓老太太對留學生印象不佳。但是鄭惠強，有空就陪他們聊天、下雨了幫他們收果園水果，還給他們做霉干菜燒肉，老太太很感動，認了鄭惠強做干兒子，每天給他送水果吃。鄭惠強回國前，老太太將年輕時親手織的布送給了他，今天鄭惠強還珍藏著德國媽媽的珍貴禮物。

　　潮汕媽媽的教育、安徽媽媽的樸實和德國媽媽的寬容讓鄭惠強迅速成長，養(yǎng)成了鍥而不舍、吃苦耐勞的習慣。當年，和他一起出國的幾位老師都沒有按時回來，而他卻背著行李回到了上海。“雖然國外的生活條件、學術環(huán)境等各方面都比國內好，但一方面，在德國讀一個博士學位至少要花7年時間，我想如果回國邊讀書邊工作多好??；另一方面，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我不準時回來，學校就無法再申請到世界銀行貸款，下一期教師出國進修經費就成問題了。人一定要講誠信，所以我回國了。我始終認為我的選擇是對的。”

　　■■“師者”鄭惠強:一種“師生情結”

　　時間回溯到1992年，滬上《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篇鄭惠強班里的畢業(yè)生哭著和他道別、堵住了公平路碼頭的報道，81個學生都舍不得這位擔任了5年老想著他們的班主任。

　　在同濟大學當老師的鄭惠強，即使不做班主任，他也會把每個學生都當成自己的孩子來關心。女生之間有了“疙瘩”，找鄭老師協(xié)調；男生有什么心事，找鄭老師疏導；如果聽說鄭老師要出差，那當?shù)氐漠厴I(yè)生一定會打電話邀請“一定要來我家做客！”

　　鄭惠強就是這樣一位喜歡和學生在一起、又受同學們歡迎的老師。站在教室講臺上授課，是他最大的樂趣。所以，即使在2013年年底因年齡關系卸任了曾擔任6年的同濟大學副校長，他仍放不下教學工作，作為博士生導師繼續(xù)指導著同濟大學的博士生和碩士生。

　　“我曾親眼看到學生拿著一把角票交學費，這對我觸動很大。”身為教師，鄭惠強希望自己的學生都能夠不為經濟所累，安心讀書。然而現(xiàn)實中，仍然有因家境貧困中途輟學的學生；聽說學校里有學生為了節(jié)省飯錢交學費，打一個菜要分兩頓吃；看到媒體上報道的一個貧困學生，一年的菜錢僅有8塊多錢的時候，鄭惠強就下定決心:一定要為貧困學生做些事情。此時的鄭惠強已經有了一方新的舞臺，他從1994年起連續(xù)兩屆擔任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

　　“在國外，留學生都是靠打工養(yǎng)活自己，而我國卻沒有這種渠道。”曾在德國留過學的鄭惠強萌生了以勤工助學解困大學生的想法。1995年，在上海市政協(xié)八屆三次會議上，鄭惠強提交了《為高校特困生解困的三點建議案》，建議高校建立學生勤工助學協(xié)調機構，從而為特困生提供有效的資金保證?？紤]到學校伙食費因進貨渠道所限、價格難以下調的因素，鄭惠強大膽地提出在郊區(qū)開辟大學生學農基地、作為特困生勤工助學場所的建議，而學農基地生產的農副產品可以直接供應高校學生食堂，從而降低伙食成本。

　　提案提出后，上海市教委給予了大力支持，不久就建立了大學生勤工助學的管理機構。該提案同時還作為民盟市委集體提案，獲得了上海市政協(xié)優(yōu)秀提案獎。

　　提案落實后，鄭惠強密切關注其實施效果。通過多方調研和對一些國家的考證，鄭惠強發(fā)現(xiàn)，國外主要的助學渠道并不是打工，而是貸學金，也就是用明天的錢讀今天的書。1998年，上海浦東發(fā)展銀行在全國首創(chuàng)“助學貸款”，但由于種種原因，申請借款的學生并不多，難以推廣普及?？礈矢呓藤J學金制度的發(fā)展趨勢后，鄭惠強于1998年上海市政協(xié)九屆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關于完善本市高等教育貸學金制度的幾點建議”，建議上海市設立金融機構參與的貸學金管理網(wǎng)絡，統(tǒng)籌高校貸學金管理。這一提案被列為大會發(fā)言后，又被選作全國政協(xié)的大會發(fā)言，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第二年，貸學金制度便開始在上海、北京等8個城市試點。然而跟蹤了一年，鄭惠強發(fā)現(xiàn)，助學貸款制度這件好事并沒有真正被做好。針對不斷出現(xiàn)的欠貸現(xiàn)象，鄭惠強分析認為，導致大學生誠信缺乏的根本原因是現(xiàn)行的助學貸款制度的還貸機制和方式尚待完善。2000年2月，在上海市政協(xié)九屆三次會議上，鄭惠強又提交了《改進和完善國家助學貸款的若干建議》，根據(jù)大學生就業(yè)的實際困難，建議將過去的4年償還期限延長至10年，同時建議降低貸款利率，針對外地學生找不到合適擔保人而放棄貸款的情況，建議放寬擔保政策。

　　鄭惠強滿懷深情地對記者說:“作為從事30多年高等教育的大學教師，與大學生長期相處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感情，常有為大學生說話的‘沖動’，尤其是為貧困學生呼吁，也已成為我的‘老字號’產品了。有人說，這是一種‘師生情結’。”

　　“沖動”源自于生生不息的愛心涌動，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