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方調查考據，匈牙利博物館日前展出的一尊千年“肉身坐佛”終被證實為福建省大田縣吳山鄉(xiāng)陽春村20年前被盜的章公祖師像。此事件再次引發(fā)人們對于流失海外中國文物的關注。輿論漩渦中，對于國際公約究竟能否成為文物回家的保障的質疑也頻頻傳出。那么在流失文物追索過程中，國際公約到底有沒有用，又該如何運用？

　　近年來，流失海外文物追索事件每次都會引發(fā)國人和媒體高度關注，且大抵都會聽到由于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相關國際公約無法成為此次追索的法律依據”的說法。在真刀真槍追索流失文物時，在硬碰硬的所有權之爭中，國際公約每每表現得如此孱弱，公眾難免要對其作用產生質疑。但是，流失文物追索，國際公約真的沒有用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明確什么是國際公約及其適用范圍。國際公約是一種國際多邊條約。根據我國1997年加入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規(guī)定，國際公約對當事國具有拘束力，必須由各國善意履行；當事國不得援引其國內法規(guī)定為理由而不履行公約；國際公約不溯及既往，在當事國生效之日前發(fā)生的任何行為或事實，公約的規(guī)定不產生拘束力。流失文物追索領域的國際公約亦是如此，簡言之，就是在公約適用范圍內，締約國有履約義務。目前涉及流失文物追索的國際公約有1954年海牙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約和國際統(tǒng)一私法協(xié)會1995年公約等3個公約，其中締約國最多、影響最廣的1970年公約與我國流失文物追索關聯度最大。

　　1970年公約，全稱為《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該公約自誕生之日起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與影響力，成員國不斷增加，尤為重要的是，包括美國、法國、日本、瑞士、英國等我國流失文物主要目的國改變了消極抵觸的態(tài)度成為公約的締約國，極大地增強了公約的執(zhí)行力和影響力。此外，公約生效43年來，對打擊文物非法跨境交易，支持文物原屬國追索文物、促進各國完善國內立法、加強機構設置、提升文物保護和打擊文物犯罪的能力與法制建設、提高民眾的文化主權與文物保護意識發(fā)揮了深遠而積極的作用，因此獲得了“文化財產國際立法里程碑”的盛譽。

　　我國于1989年接受該公約后，雖然沒有制定配套國內法規(guī)，但是公約的許多規(guī)定和立法精神都對我國《文物保護法》及其相關條例的修訂，對于文物失竊立即報案制度、文物拍賣標的審核備案制度、文物拍賣商銷售記錄報備制度的建立和文物出境監(jiān)管體制的進一步完善，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上述法規(guī)以及制度的制定、建立和完善，對于打擊文物犯罪發(fā)揮了機制性作用，并且沿用至今。上世紀90年代初文物盜竊、盜掘和走私高發(fā)期之后，這些機制的作用逐漸顯現，初步遏制了文物流失的高發(fā)勢頭。

　　此外，根據1970年公約支持締約國開展雙邊合作的精神，我國積極開展了與有關國家簽署打擊文物走私和促進流失文物返還雙邊協(xié)定的工作，流失文物追索國際合作長效機制在逐步建立。受制于國際上各種因素的制約，此前我國追索的流失文物，通常是由于在他國涉案才被發(fā)現，追索工作具有很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極為被動。簽署雙邊協(xié)定后，對方國家的海關和司法等系統(tǒng)即負有主動查驗、查扣并歸還非法入境中國文物的責任，對我國流失文物非法流入有關國家形成了巨大威懾，也大幅降低了流失文物的追索成本。經過十余年的努力，目前中國已經與包括美國、瑞士、意大利等國在內的18個國家簽署了雙邊協(xié)定。其中，歷時11年談判與美國簽署的雙邊協(xié)定是我國與文物目的國在此領域簽署的首個雙邊協(xié)定。依據這些雙邊協(xié)定，多批珍貴文物實現了返還。例如，2011年3月11日，根據中美兩國簽訂的雙邊協(xié)議，美國國土安全部向中國政府移交14件非法流失的中國文物；2014年12月12日，瑞士聯邦文化總局依據雙邊協(xié)議，將一尊漢代陶俑正式歸還我國。

　　如果中國流失文物出現在未與我國簽署雙邊協(xié)定的公約締約國，只要在公約適用范圍內（即在當事國雙方均加入公約后），即可按照1970年公約的規(guī)定通過外交途徑要求返還。譬如2000年，應中國政府根據1970年公約通過外交途徑提出的要求，美國政府根據其加入該公約后為實施而制定的國內法，通過司法途徑扣押并判決歸還我國一尊五代時期的王處直墓?jié)h白玉彩繪武士浮雕。近來公眾關注的由荷蘭收藏家收藏的福建流失文物，如果是在荷蘭2009年加入公約后流入荷蘭的，根據荷蘭民法典，荷蘭政府可以要求收藏人返還。

　　那么，為什么近年來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流失文物追索案件中，國際公約不能適用呢？簡單說來，目前非法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是清末至抗日戰(zhàn)爭時期，列強劫掠的文物，二是盜竊、盜掘并走私的文物。這兩類文物都是我們要追索的對象。但是，根據國際公約無溯及力的原則，能直接適用1970年公約的只有當事締約國都加入公約后非法流失的文物。對于公約生效前流失文物的追索，則是國際法律難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此建立了“促進流失文物返還的政府間委員會”的協(xié)商機制。盡管如此，從另一個角度說，1970年公約所明確的非法流失文物應返還原屬國的國際倫理道德仍然有其實際的價值。那就是，即便文物流失的時間在當事國加入公約前，加入公約意味著其接受了公約的精神，或者即便一方不是公約締約國，國際倫理道德就是把雙方國家拉到談判桌前的力量和推手，就意味著在談判桌上，我們占據了制高點。

　　綜上，我們不難看出國際公約在其適用范圍內對流失文物追索，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具有實際作用。對于公約適用范圍之外的流失文物追索，則可以適用公約的精神單獨或者綜合運用外交、司法、民間3個主要途徑。

　　近年來，我國政府積極參與并推動國際社會1970年公約改革進程，當選公約首屆附屬委員會委員國及副主席國，與墨西哥、希臘等國共同主導并推進1970年公約操作指南的編制。1970年公約，我國只是一個后來者，只是一個加入者；通過參與操作指南的制定，我們的國家訴求和國家利益將會得到更好的體現。讓我們共同期待1970年公約的未來更具有可操作性，也能更好地解決流失文物追索面臨的實際問題，讓更多流浪的國寶早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