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石峁遺址東城門的位置進行了小規(guī)模試掘，翌年擴大發(fā)掘，整體揭露出東城門，從而確認了石峁是一座始建于新石器時代末的巨大古城。由于這一發(fā)現，石峁遺址在中國史前文明形成總進程中的重要性被第一次揭示出來。石峁也就立即成為學術界眾目所望的熱點。在此后幾年時間里，圍繞石峁古城的田野考古發(fā)掘和研究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在我看來，這些進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基本厘清了城址年代和分期，其文化面貌可以分三期，年代跨度約在2300B.C——1800B.C左右。也發(fā)現城址的始建、使用和擴建再到廢棄和文化面貌的分期有一定的契合關系。

2、 經過全面仔細的踏查、鉆探和對重點區(qū)域的發(fā)掘，已經對石峁城址的形制，皇城臺、內城和外城的三重結構有了整體的把握，對外城東城門的結構及城墻的建筑技術和特點有了深入了解，還獲得了有關城址內部的聚落布局若干初步的但至關重要的線索。尤其是新近辨認出來的一條從皇城臺下連接四、五百米遠的麻黃石臺的大道，大道兩旁及麻黃石臺上石堆遍布，再結合皇城臺上大型夯土基址、水池等一系列高等級建筑的情況，意味著這一線是石峁城址內最為重要建筑區(qū)，也即城址的“中軸”。而在游離于這片核心區(qū)之外的后陽灣、呼家洼等若干地點發(fā)現的墓地、房子等，以及在石峁城外發(fā)現的望哨遺跡等，也初步顯示出了石峁聚落格局的復雜樣態(tài)。

3、 石峁城址以其恢宏的氣勢直觀地顯示著公元前2000多年當地文化、社會的發(fā)展高度。不僅如此，考古發(fā)現的人頭骨坑、大型墓葬、大型建筑等，進一步揭示出石峁社會組織的社會分化狀況。因此，有關石峁社會發(fā)展程度、性質等問題的探討，正在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

4、 我們欣喜地注意到，為了進一步揭示石峁的社會生活狀況，一個縝密的綜合研究計劃業(yè)已形成，現代科學技術支撐的和諸多研究者、研究機構通過不同方式參加的多學科合作研究模式正在石峁考古研究中全面開展，并且已經在遺址的古代環(huán)境復原、資源、農業(yè)生計內容、居民族群和社會結構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諸多重要成果。

5、 石峁并非孤立的存在。為此，石峁的考古工作者在遺址本身開展工作的同時，還在禿尾河流域進行了詳細的田野調查，又對寨峁梁等遺址進行了發(fā)掘。結合上個世紀80年代內蒙古岱海、大青山南麓和晉中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十多年前在陜北地區(qū)進行的考古調查和發(fā)掘所得，學術界已經基本梳理清楚了河套地區(qū)史前文化的濫觴到繁榮的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聚落群結構的變遷。在對這個宏觀進程把握的基礎上，我們開始觸及到在中國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河套地區(qū)史前文化和社會的獨特地位的重要問題，開始思考當地社會文明化進程的具體方式、特點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例如我注意到，這個地區(qū)內大型聚落、中型和小型聚落中，都有一個類似皇城臺的高級核心區(qū)域，只是因聚落不同，其核心區(qū)的大小各異，在小型聚落里，也許只是眾多窯洞簇擁的一座石砌建筑院落而已。這種情況似乎意味著聚落的建造依據了統(tǒng)一的設計藍圖，呈現出某種模式化的特點。其背后，應當有其社會組織結構等方面更深刻的原因。但這種貫徹在大小聚落中的一致性，至今在其他文明區(qū)內尚未發(fā)現。

6、 通過對石峁城址的形制、墓葬形制、出土的銅器、玉器、陶器等文化遺存的面貌分析，使我們了解到，河套地區(qū)的史前文化與相鄰地區(qū)文化存在復雜的關系。一方面，學術界早已注意到這個地區(qū)和西南方向的齊家文化之間存在諸多方面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學術界近年來對冶銅技術的東傳過程有了越來越深入的認識，提出北方草原地帶很可能是其重要的東傳路線，因此，以石峁為中心的河套地區(qū)和北方草原文化之間應當存在文化交流，就成為合情合理的推測。第三，河套地區(qū)曾經對關中、晉南地區(qū)的文化帶來過強烈影響，而不是相反，則是學術界最近得出的另一項比較一致的認識。在很長時間里，有關中原、關中地區(qū)和河套地區(qū)的文化關系上，學界一般將后者視作被動的方面，在有關中國文明形成過程的宏觀思考中，來自北方的作用也始終受到相對忽視。但石峁古城所顯示的龍山時代北方社會的發(fā)展程度和大量文化因素的比較分析，已然在相當程度上顛覆了傳統(tǒng)認識，極大豐富了中國文明形成過程的細節(jié)。所以，石峁順理成章地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重點之一，其所蘊含的重大學術意義也促成了國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間重大課題之一的“河套地區(qū)文明化進程”的立項。其實，這項研究還涉及到一個更長久的歷史過程，即直到秦帝國建立之前，華夏集團和羌、狄、戎、胡等北方民族的反復折沖就是在這一舞臺上展開的。龍山時代，可謂是這個長達兩千年歷史過程的開端。

當然，與各項考古學研究開展的同時，圍繞遺址的保護規(guī)劃制訂和各種保護工程也正在加緊展開。

以上所舉圍繞石峁遺址展開的研究僅僅是我關注到的那些部分，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但從考古學的角度，我認為這幾項研究既為根本，也代表了這一宏大課題今后展開的方向。最后還應當指出的是，這些成果之大部分是在最近短短5、6年時間內取得的。所以，我們在享受這些研究成果的同時，必須對石峁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和所有參與其研究的學術團體、個人表示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