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堅已久的財稅改革再下一城。昨日，國務院發(fā)布《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堅持財政事權由中央決定，適度加強中央的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并在今年內選取國防、外交等領域率先啟動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業(yè)內認為，新政若成功落地，將有效緩解當前中央、地方就同一財政職責推諉扯皮、討價還價的風氣，但央地財政交叉領域職權的劃分，仍將是今后財稅改革推進的一大挑戰(zhàn)。

適度加強中央財政事權

作為編制和貫徹中央政府預算的重要支撐，中央財政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扮演著指揮家的角色。在此基礎上，本次《意見》進一步明確，將適度加強中央的財政事權，中央的財政事權原則上由中央直接行使，并要逐步將國防、外交、國家安全、出入境管理等基本公共服務確定或上劃為中央的財政事權。

與之相對的是，今后地方財政事權將更加靈活。《意見》要求將社會治安、市政交通、農村公路等受益范圍地域性強且主要與當?shù)鼐用衩芮邢嚓P的基本公共服務確定為地方的財政事權，以賦予地方政府充分自主權，更好地滿足地方基本公共服務需求。

一直以來，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不匹配的矛盾就是財稅改革最難啃的骨頭。特別是近些年，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加劇，對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臺高度依賴，還滋生了房地產價格飆升、地方融資平臺風險不斷累積等諸多問題?！兑庖姟逢P于央地各自財政事權的明確表態(tài)，或將成為扭轉這一焦慮局勢的開端。

與此同時，由于職能界定不清，各級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時還面臨著與社會資本的沖突。例如一些本可由市場調節(jié)或社會提供的事務，財政包攬過多，而一些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承擔不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表示，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推進財稅改革的核心，“實際上，政府應該做的，是提供基礎的社會保障，同時通過加碼簡政放權，吸引社會資本更從容地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當中，二者互補方能產生最佳效果”。

央地各領支出責任

業(yè)內普遍認為，對央地財政事權做出規(guī)范，正是為完善中央與地方支出責任劃分做足鋪墊。例如《意見》明確，屬于中央的財政事權，應當由中央財政安排經費，中央各職能部門和直屬機構不得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資金。同樣的，屬于地方的財政事權原則上由地方通過自有財力安排，若存在收支缺口，除部分資本性支出通過依法發(fā)行政府性債券等方式安排外，主要通過上級政府給予的一般性轉移支付彌補。

實際上，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實施以來，中央政府一直手握財政大權，地方政府則背負實際的管理重任，在這一“壓力型體制”下，地方財政支出激增，一度使用45%的預算財力承擔75%的事務。而隨著營改增全面推開，地方財力進一步削弱，提供公共建設、公共服務時愈顯力不從心。盡管中央財政每年有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給地方，但支付效率不高、過程不透明等問題也時有發(fā)生。

“東北地區(qū)面臨的巨大養(yǎng)老金缺口，就是中央財政缺席的典型案例”，徐洪才向北京商報記者分析，由于東三省近年來經濟持續(xù)下行，多數(shù)企業(yè)效益走低，五險一金上繳總額滑坡，逐漸出現(xiàn)了收不抵支的風險，若中央財政能更早更及時地給予補貼，或許情況將有所好轉。

在徐洪才看來，中央及地方支出責任的明確劃分，將有效緩解當前中央、地方就同一服務項目推諉扯皮、討價還價的風氣，也將有助于國家治理機制的現(xiàn)代化。

交叉領域事權劃分仍是難題

盡管央地財政分權的總體框架已搭建完畢，但這一頂層設計要落到實處，還需闖過不少關卡，中央與地方財政交叉領域事權如何劃分，就是第一個攔路虎。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副院長肖鵬直言，由于我國是單一制國家，最終的事權都是由中央政府兜底，某些事權在中央和地方之間確實存在難以清晰界定的問題，這就難以明確由哪級政府來提供財力保障和承擔支出責任?！耙虼?，有必要在改革過程中，通過試點的方式明確事權的分類，如哪些是中央事權、哪些是共有事權、哪些是地方事權。在此基礎上，確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某類事權上的支出責任?！?/p>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意見》指出，考慮到我國發(fā)展不平衡的國情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階段性要求，需要更多發(fā)揮中央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用，因此應保有比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相對多一些的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今后在基本養(yǎng)老保險、公共文化等多領域，可由中央與地方按比例承擔支出責任。

“但是具體的劃分比例并未在本次《意見》中明確，亟待后續(xù)改革能給出一個答案”，徐洪才強調，“此外，營改增全面鋪開后，地方財政收入的主體稅種變?yōu)橄M稅、財產稅，但這兩項稅收收入并不穩(wěn)定，如何確保地方政府的財力水平也是不小的挑戰(zhàn)。”（肖瑋 張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