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文化“母體”

這是每個作者的局限

廣州日報：你是什么時候上大學的？

張兵：1992年，所以我所有小說主人公的背景，都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那段時間，剛好是我的青春時代，是我工作開始的時間。每個作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時間和空間上有局限，這是無法回避的。

換句話說，每個作者都有寫作的“母體”，“母體”由時間和空間構成的，既是“母體”又是局限。每個作者，都有他最鐘情的地域和時間，如果作者能夠完全超越地域和時間，那他一定是一個很偉大的作家，這很難得。

應該說，“巴蜀”就是我的文化“母體”。

廣州日報：你初入公務員隊伍，是不是和自己想象的一樣？

張兵：我父親在監(jiān)獄工作，我知道公務員這種體系，是不可能讓自己發(fā)財的。我思考的是，能夠用合法正當的手段，用自己的能力去改變家庭的狀況。我就想到利用業(yè)余時間寫作。幸運的是，一寫就成功了。

廣州日報：如果現(xiàn)在再寫“侯衛(wèi)東”，是否還能夠獲得過去的成功？

張兵：這不是時代的問題，是人的問題。又經歷了這么多年，我不可能寫出和當時一樣的作品，有可能寫得比當時好，也有可能寫得不如當時。如果寫的一樣，放在這個時代，我覺得作品還是會獲得成功。文化的基因，是深入到人們的骨髓的，可能人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廣州日報：你寫作都是在上班回到家之后才寫嗎？

張兵：全部都是。我所有的業(yè)余時間都在寫作，不打牌、不跳舞、不唱歌、不抽煙、不包二奶，我沒有時間。我的業(yè)余生活，就是寫作生活。

廣州日報：以前單位知道你在創(chuàng)作小說嗎？

張兵：以前不知道。但2010年，我上了作家富豪榜榜單，單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