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貴為何被免職，而且通報還被中紀委轉發(fā)？

這與其3名班子成員落馬有關。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河南省紀委立案查處了新鄉(xiāng)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務副市長賈全明，新鄉(xiāng)市政府原副市長崔學勇等3名廳級領導干部。

通報稱，這3起案件涉案金額特別巨大，社會影響特別惡劣，且違紀違法行為主要發(fā)生在李慶貴擔任新鄉(xiāng)市委書記期間。

根據通報，作為新鄉(xiāng)市“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的李慶貴，對主體責任認識模糊、工作領導不力、責任落實不到位，對班子成員疏于教育、管理和監(jiān)督，用人嚴重失察失誤，面對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不堅持原則、不敢斗爭，對連續(xù)發(fā)生的3名廳級領導干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負有主要領導責任。

在此之前，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網站還首次集中通報了8起履行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jiān)督責任不力的責任追究典型案件。

例如，交通運輸部長江航道局所屬長江航道規(guī)劃設計研究院多次發(fā)生嚴重違紀問題，有關人員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并退繳費用。

因履行主體責任不力，時任長江航道局黨委副書記、局長熊學斌被免去職務，原黨委書記、副局長李偉紅(已退休)等人被通報批評。

福建省廈門市環(huán)保局先后有1名副局長、1名副調研員及3名分局局長、副局長，收受賄賂被查處。廈門市環(huán)保局黨組書記謝海生因履行主體責任不力，被免去黨組書記職務并通報批評。

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網站披露的數據顯示，在被問責的397人次當中，一把手249人次，占總人次的62.7%。

杜治洲認為，無論在單位里還是在地方上，“一把手”的權力都是最大的，所以責任也最大，問責對象多數為“一把手”也就不難理解。

“‘一把手’作為單位主要負責人，本身就擔負著政治責任，對‘一把手’實行問責，本應該是問責制度的基本方向。”莊德水說，“問責制度能不能發(fā)揮效力，就在于‘一把手’是不是切實承擔起管黨治黨的責任?！?/p>

因此，莊德水認為，我們對“一把手”實行嚴格的問責，就可以使主要領導干部切實承擔起管黨治黨的責任，代表了我們新的反腐敗發(fā)展方向；也就抓住了問責的“牛鼻子”，形成一個完整的責任鏈條，管住不正之風。

在238起典型問題追究的責任類型中，追究主體責任267人次，占比75%；追究監(jiān)督責任63人次，占比18%；追究領導責任24人次，占比7%。

那么，追究主體責任占比達到四分之三，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含義？

對此，莊德水分析說，我們不能把問責僅看成是一種事后追究的手段，更應該看到問責本身具有“治本”功能，通過問責，推動領導干部切實抓好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在其位謀其職，推動全面從嚴治黨的落實。

在杜治洲看來，追究主體責任，恰是說明實踐中主體責任履行不夠徹底、不夠充分，是當前黨內監(jiān)督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就要求領導干部應該把本應承擔的主體責任勇敢地擔當起來。

制定國家監(jiān)察法完善問責制度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發(fā)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根據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網站相關資料顯示，問責條例頒布前，黨內法規(guī)制度中，與問責相關的共有119部，其中專門規(guī)定12部，包含問責內容的多達107部。

正是對現行黨內法規(guī)中的問責內容進行梳理、提煉、歸納、總結，形成《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這部基礎性法規(guī)。

根據問責條例，現有各類問責規(guī)定中的14種問責方式，被規(guī)范為對黨組織3種問責方式(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4種問責方式(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

通報的238起典型問題共被問責的397人次中，對黨員干部采取的問責方式，屬于通報一類處理方式的共397人次。除此之外，受到紀律處分的258人次，占比62%；受到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64人次，占比15%；受到誡勉的36人次，占比9%；其他問責方式有57人次，占比14%。

通報中稱，當前之所以產生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問題，歸其根本在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沒有正確認識權力與責任的關系。

“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失責必問、問責必嚴。”通報中說。

莊德水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一方面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一方面從制度上完善問責制度，特別是問責條例的發(fā)布，實現了問責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莊德水認為，問責條例實施后，福建、云南、甘肅等省份隨即制定了實施細則，下一階段我們會看到更多問責案例的發(fā)布以及更多黨員領導干部因履行主體責任不力而受到追責，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tài)。

莊德水還提醒說，紀律處分是問責條例規(guī)定的其中一種問責方式，著眼于提升問責的權威性，還需要嚴格執(zhí)行紀律處分條例，“不能用紀律處分來代替問責，也不能用問責來代替紀律處分，應該在兩者之間形成一個有機的銜接機制”。

“問責，是一種政治性的問責，主要是針對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并不能約束非黨員國家公職人員，因此，有必要在以后制定國家監(jiān)察法時，賦予國家監(jiān)察機構相應的問責職能和手段，對非黨員國家公職人員實行問責，完善我國的問責制度?！鼻f德水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