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我在登封大金店一家廢品收購部里購得一串用制錢編織成的“鞭子”——一看就是鄉(xiāng)間孩童玩過的玩具造型。其中絕大部分是常見的道光、乾隆錢，不過在鞭尾梢部卻編結了一枚大錢（見圖）。經多位泉友鑒證，這竟是一枚不多見的三國時期吳國孫權鑄造發(fā)行的“大泉當千”虛值大錢。一時間，該錢也成為泉友圈中的談資，我為此興奮良久，并激發(fā)了我對這枚錢幣的探知欲望。

公元222年，孫權依靠江南豪族割據東南半壁江山建立了吳國。229年，他正式稱帝，設置郡縣、設聘百官，安撫百姓，“鑄山為銅，煮海為鹽”，政治逐步趨向穩(wěn)定，經濟也得到比較快的發(fā)展，在亂世中把個霸業(yè)經營得有聲有色。

但他面臨一個很大的難題是人丁缺乏、財政困難。東漢末年先后爆發(fā)的黃巾軍農民起義和董卓之亂，把個漢光武帝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漢代祖業(yè)攪得“周天寒徹”，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

在這種情況下，孫權雖然也和曹操一樣實行屯田，且規(guī)模很大，僅次于北方的曹操，以這種邊耕邊戰(zhàn)的軍屯方式解決軍民的生計問題。但連年軍閥混戰(zhàn)，“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社會的運轉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邊緣。孫權的地盤上雖然有六合的冶山、揚州的大小銅山，不缺資源，但缺勞動力，尤其是從事開采和冶煉這些重體力的勞動力。孫權曾派手下大將衛(wèi)溫去臺灣，不是去占地盤，而是擄掠勞動力，可見當時缺人缺到何種程度。

人少，盤剝對象也就少，造成東漢末年各個割據勢力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財政困難，整個社會鬧錢荒，貨幣市場出現(xiàn)了五花八門質量低劣的“惡錢”，如董卓的“榆莢錢”，還有民間的減重五銖、剪邊五銖、侵輪五銖等等，總之就是盡量把一個錢變多個使用。

靠鑄大錢解決財政困難的，首先是三國中實力最弱小的蜀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214），劉備攻打益州，為解決軍需，鑄“直百五銖”。用鑄造兩個五銖錢使用的原料鑄出的錢，卻要當五銖錢的一百倍使用，這實在和搶錢無異。

不過，首先發(fā)明這種把一個錢變著法當若干錢使用的“面值貨幣”的人，并非劉備，而是王莽。王莽在西漢居攝二年（公元7年）第一次改革貨幣，發(fā)行了大錢、契刀、錯刀三種大面值新貨幣，分別折合五銖錢五十、五百和五千，此后多次“幣改”，各類大面值貨幣改頭換面，卻始終存在。當時有批評者指出，他鑄造的大錢“大泉五十”重不過十二銖，卻要當五十倍使用，因此王莽的貨幣改革被人貶為“瞎胡鬧”。

由于錢幣不斷減重，相鄰的蜀地又通行起虛值當百錢，鑄造自己的貨幣成為吳國當務之急?！度龂尽侵尽O權傳》有兩項記載：一是“（嘉禾）五年（236）春，鑄大錢，一當五百?！倍恰俺酁踉辏?38）春，鑄當千大錢。”就當時來看，孫權至少鑄造過這兩種錢。

孫權的“大泉當千”是繼王莽之后鑄造的又一虛值大錢。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大泉當千”錢，最早的鑄于公元238年，最晚是公元246年，早期的較重，也不到三十五銖，后期的則不足二十銖。

歷史上往往錢幣減重或者大額錢幣的出現(xiàn)，都會引起私鑄（投機行為）。剛開始，官方鑄造的“大泉當千”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還比較規(guī)矩，像個樣子。后來，你也鑄，我也鑄，一發(fā)不可收拾。而私鑄錢更惡劣，有縮量的，有減重的，惡劣到家的甚至有鑄出來的“大泉當千”錢只比普通五銖錢大一點，重一克多，卻要當一千個普通五銖錢用。江浙民間更有仿制盜鑄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錢，造成今天泉界收藏的“大泉當千”版別繁多，五花八門。事情到了這一步，不鬧出惡性通貨膨脹才見鬼了。據說當時有些商販們根本不敢收銅錢，索性恢復了物物交換。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介紹的這枚“大泉當千”，是在河南省登封縣的一家廢品收購站揀選的。登封在中原腹地，屬曹魏地盤，離魏國的國都洛陽很近。令人稱奇之處正在于此，“大泉當千”怎么會跑到敵國的腹地來？一個解釋是，當時“大泉當千”鑄造的數量很大，難免有漏網之魚；另一個解釋是，當時各個敵對政權之間貿易往來還是比較頻繁的，銅錢實在太重，如果有大宗交易，一個錢當一串錢花的大錢攜帶方便，偶爾用一個，也是有可能的。據筆者了解，曹魏政權是三國中唯一沒有鑄行虛值大錢的，至于這一枚大錢是通過貿易還是走私流入中原的，就需要進一步考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