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大，政治融匯草原傳統(tǒng)與儒家治道，兼及各族群歷史經(jīng)驗，顯示出獨特的大元氣象。文隨世變，能夠反映元代獨特精神風貌的文學也因這樣的時代而生，其中最能引領時代之風的是翰林國史院文士的詩歌創(chuàng)作。

從文化碰撞與文化選擇的角度而言，游牧族群吸收漢文化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進程。蒙古人南下后就有意識地任用漢人文士幫助他們管理漢地，特別是在忽必烈身居潛邸之時，一大批北方漢人文士如劉秉忠、姚樞、許衡等被吸收到其周圍，從而形成了著名的潛邸文士群。這些文士利用自身的才學幫助忽必烈營造兩都、立國號、尊孔興學、制定禮儀制度等，參與并推動了元初蒙古的漢化，而翰林國史院正是漢族文士引導設置的。翰林國史院由蒙古國史院與漢人翰林學士院原本彼此獨立的兩個機構合并而成，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皆供職于合并后的同一機構中，通過交游酬唱，雅集宴答，交流詩文創(chuàng)作理念，使得翰林國史院成為元代多族文士聚集的漢文化中心。

元代翰林國史院不但聚集了不同族群的知識精英，而且也融匯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群體，他們對元代詩風融合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南北文士匯合與元代復古雅正詩風。在元朝統(tǒng)一南北之后，翰林國史院開始由北方文士為主導逐漸轉(zhuǎn)變?yōu)槟媳蔽氖客?、南方文士主盟的格局。元朝統(tǒng)一南北之后，南方文士紛紛北上求取仕進，不少南方文士進入翰林國史院，成為中堅力量，推動元代詩風的轉(zhuǎn)型。他們在批判金、宋詩風之弊的基礎上，提倡“詩宗風雅”的雅正復古詩風，逐漸形成以復古為中心，敘說大元盛世氣象為主要表現(xiàn)內(nèi)容的詩歌風尚。他們或歌頌元代疆域之廣袤亙古未有，或詠唱萬國來朝的盛世景象，如至正二年(1342)拂郎國進獻天馬，翰林國史院南方文士揭傒斯、歐陽玄、楊載等人集體創(chuàng)作天馬賦，歌詠此事。南北文士繼承金、宋詩學傳統(tǒng)，雖然在詩歌觀念上存在著差異，但隨著南北交流日益深化，元代詩風逐漸走向融合，由此形成的盛世話語成為元代詩歌的重要表征。

第二，色目作家群與元代清麗詩風。色目作家群是元代最具特色的創(chuàng)作群體，其產(chǎn)生是元代族群與文化深度融合的結果。色目作家群的創(chuàng)作為中國古代詩歌增添了新風貌，彰顯出元代獨特的文化品格。這些色目文士所作之詩多以清麗見稱，他們在詩風上借鑒李商隱等唐人，以辭藻華美見長，但又不流于俗，這在當時詩壇獨樹一幟。例如著名色目文士馬祖常從小接受漢文化，在翰林國史院中與當時詩文大宗袁桷、元明善、虞集等人相友善，他的詩文創(chuàng)作以尚實為宗，詩歌表現(xiàn)出清麗自然的風格。要之，元代色目作家群特有的豪放自然之風使得其詩作中帶有強烈的雄放清麗之氣，在元代詩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價值。

第三，新空間背景下的扈從紀行詩創(chuàng)作。與之前的大一統(tǒng)王朝相比，元朝完成了地理中心從黃河中下游向燕地的轉(zhuǎn)移，可以說實現(xiàn)了幽燕地理空間由邊緣到中心的轉(zhuǎn)變。兩都制是元代政治空間變化的重要標志，扈從紀行詩是在這一廣袤地理空間之上產(chǎn)生的。伴隨著兩都巡幸制度，翰林國史院文士能夠在這一區(qū)域大規(guī)模游歷，在此過程中，他們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歌，這些詩歌有的描寫扈從途中所見自然風光，有的敘寫多元族群的人文風貌，表現(xiàn)出雍容典雅、質(zhì)樸厚重的詩風。扈從紀行詩拓展了中國詩歌的表現(xiàn)領域，是元詩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為研究兩都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因此具有文學與文獻的雙重價值。

受歷代文學觀念的影響，戲曲一直是元代文學的研究重點，而作為當時文學主流的詩歌一直處于被忽視的地位，元詩內(nèi)容的豐富性以及獨特風貌未被充分發(fā)掘，作為元代詩壇引領者的翰林國史院文士自然沒有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之中。元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發(fā)展歷程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以翰林國史院文士為主的元代文人倡導宗唐復古風氣，這是古代詩歌發(fā)展歷程中風雅傳統(tǒng)的延續(xù)。與此同時，這種風氣的形成還與盛世背景下元人恢宏闊大的精神風貌有密切關系。廣袤的疆域以及高度開放包容的社會環(huán)境使得唐、元兩代文人在精神層面有了一致之處?？梢哉f，歷史的回想與現(xiàn)實因素決定了元代宗唐復古風尚的形成。

元詩在歷史上居于特殊的地位。明初詩壇直承元人，對于元詩整體較為肯定，其詩學旨歸與元詩有著一致性。明代中葉，隨著前后七子逐漸登上文壇，以復古為核心的詩學觀成為主流，加之勝國心態(tài)的普遍存在，元代詩歌逐漸為明人所輕視，認為“元無詩”的言論頗為風行。隨著明代后期詩學風尚的轉(zhuǎn)變，詩論家看待元詩的態(tài)度逐漸走向公允，如胡應麟將元詩視作其詩歌譜系中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加以評議，這是對元代詩風的重新發(fā)現(xiàn)，然而元詩在明代詩學評價中起伏變動，并未形成統(tǒng)一認識。

沿著明末詩學的余緒，清人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完成了元詩史的經(jīng)典化歷程：一是編選元詩?？滴跄觊g，顧嗣立編選《元詩選》，成為元詩選本中的典范。顧嗣立對元詩的系統(tǒng)篩選與評述，使得清人接觸元詩精品的機會增多，清人對元詩的編選工作持續(xù)不絕，元代詩史的建構亦隨之發(fā)展。二是開始將元詩進行分期，并遴選出各個時期的代表詩人。三是開始較為客觀地認識并探討元詩。一方面，認識到元詩典雅潤麗、清新自然的風神氣韻；另一方面，也看到其同質(zhì)化較為嚴重，詩風傷于纖巧的弊病。四是將元詩視作一代之詩。清人注意到元詩中色目作家群、元詩四大家、玉山雅集詩人群等重要創(chuàng)作群體所作出的藝術成就，關注元詩的特殊性，逐漸將元詩看作具有獨特風貌的一代之詩。

總體來看，在元代空間統(tǒng)合與族群互動的背景下，翰林國史院文士以館閣之筆記錄當朝文物、書寫風雅盛事、敘述一時心曲，不僅形成了有元一代雅正復古的詩歌風氣，也為后世提供了觀察元代知識精英跨地域、跨群際互動的重要切入點。明清詩論將元詩與唐宋詩置于同一維度下進行比較，并以彼時不同的政治、族群環(huán)境為依據(jù)評議元詩，構建出元詩在中國詩史中的不同地位，也正表現(xiàn)出文學史寫作與構建中暗含的時代文化脈絡。

(作者：楊亮，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元代翰林國史院與元詩風尚研究”負責人、河南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