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特別是3月4日看望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并參加聯組討論時的重要講話精神，日前中華文化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和《詩刊》雜志社在北京聯合舉辦“中華詩詞復興論壇”。與會詩人、學者從新時代中華詩詞的復興和發(fā)展方向、所面臨的挑戰(zhàn)、傳承與發(fā)展、寫作技法等多維度展開探討。本期學術深度版選登部分發(fā)言，謹為喜愛中華詩詞的詩人、學者提供有益參考。

中華詩詞與中華文化共同體

□文/潘岳

中華詩詞的傳承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精辟闡述文化自信的深刻內涵與重大意義，其本人更是身體力行，在各重大場合大量引用古詩詞和現代詩歌——很多引用堪稱“神來之筆”。今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對新時代文化文藝事業(yè)提出了明確要求。

中華詩詞是中華文明之道的重要載體之一。所謂道,就是精神,就是境界，就是原則,亦是規(guī)律。在傳統(tǒng)社會中,大到國家制度、施政方針,小到士農工商、琴棋書畫,古代圣賢典籍中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會貫通,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根深葉茂的參天大樹。如商道、茶道、醫(yī)道、劍道等。這些,在詩詞中都有鮮明體現。中華詩詞既有萬物起源的哲學之道，也有人倫綱常的人本之道；既有天地君親師的孔孟之道，也有知行合一的陽明之道；既有“幡動心動”的禪學之道，也有“源頭活水”的理學之道。一個“道”字，聯通了國與家、心與理、上與下、進與退，體現了從容有度，體現了中華哲學之精髓，使我們代代傳承從不中斷。

中華詩詞與國家政治教化密切相聯。兩千多年前，《詩經》就以風、雅、頌三種體裁評價政治。“風”是溝通上下、“雅”是探討得失、“頌”是弘揚美德，都與國家政治高度相關。周代設有采詩官，漢代設有樂府，都把詩詞納入政治教化體系的總體架構，體現了國家政治與優(yōu)雅詩性的完美結合。

中華詩詞是社會整合互動的特殊紐帶。中國人相信“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用“溫柔敦厚”的詩教整合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家族。在生產力尚不發(fā)達的古代，從城市到鄉(xiāng)間，文人雅士以詩會友、唱和酬答，把本來容易為精英階層壟斷的文化普及到整個鄉(xiāng)土社會，用文化而非利益為紐帶實現社會的整合與互動，促進了人文社會的形成。

中華詩詞是人們安頓身心的精神家園。盡管古人強調詩詞的政治性、社會性，但并不否認詩詞的根源在于人性與人情。愛情、友情、家國之情通過詩詞的真情、深情和至情予以充分表達。中華文化強調責任倫理，尤其是經史，說的都是家國天下的責任，對個人感情說得不多。但詩不是。它既有家國天下的宏大，也有個人感情的精微?？梢哉f，詩詞體現的個人精神世界正是家國天下的另外一半。沒有這一半，另外一半也不完整。

一

談談中華詩詞與中華文化共同體的關系。

先舉幾個小史例。

耶律楚材是蒙元的政治設計師。他先是契丹的王子，又當金朝高官，后為蒙元所用，和南宋漢人沒半點關系。他隨成吉思汗西征到新疆時，寫下的詩卻是：“遙想故園今好在，梨花深院鷓鴣聲?！鄙頌轳R上征服者，他心中的“故園”卻是漢地的“梨花深院”，抒發(fā)的是一個典型的中原士大夫的鄉(xiāng)愁。這里的中原，不是僅指漢人或者漢文化，而是為各個兄弟民族所共同體驗的審美境界和精神情調。這些情調里天然蘊涵了中華文明滋養(yǎng)下的個人對待和平的態(tài)度、對待政權的態(tài)度、對待取舍進退的態(tài)度。這種精神情調的一致，是塑造文化認同的根基。后來，耶律楚材勸成吉思汗用儒家體系治國，又引薦丘處機勸誡成吉思汗停止屠城，也許正是源于這種精神文化認同。我們當然不會夸大詩詞的作用，因為僅靠審美情調無法塑造民族共同體，而要靠更深遠的制度安排。但若沒有精神情調的契合，建立制度會困難得多。詩詞創(chuàng)造的是情，正是情的融合為理性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再說遠一點，我們今天吟誦的許多著名詩詞，都是由少數民族的詩人們寫的。比如寫屈原的元曲名句“傷心來笑一場，笑你個三閭強。為甚不身心放？滄浪污你，你污滄浪”，就出自著名元曲家貫云石之手。貫云石并不是漢族士大夫，而是維吾爾貴族（高昌回鶻）。毛澤東同志晚年反復閱讀的金陵懷古名詞“蔽日旌旗，連云檣櫓，白骨紛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歌舞尊前，繁華鏡里，暗換青青發(fā)。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其作者是元人薩都剌，出身于世代傳經的伊斯蘭教士之家。中華詩詞可以證明，不同族別、不同宗教的人，是可以理解和熱愛同一種境界的，是可以融入和創(chuàng)造同一種文化的。中華文化從來都是各民族共同締造。大家共同創(chuàng)造、共同繼承、交流圓融、共情無礙，達到真正的文化融合。歷史上，這樣的選擇發(fā)生了多次，最終形成了今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中華文化共同體。

二

如今，隨著網絡的飛速發(fā)展和社會的多元化，各種思潮觀點大行其道。國際上，有著中西文明之差異；近處，有著臺獨、港獨和藏疆分裂之逆流；身邊，有著新階層新訴求之涌動。中國文學家們應該敏銳地體會到，時代的表象越是多元與分化，時代的主題就越指向塑造和凝聚文化共同體。

用什么來凝聚？習近平總書記說，“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的豐厚滋養(yǎng)?！痹娫~復興的根本動力，正是回應這一時代最深沉的需求。歷史已經證明，中華文化具有跨越種族、宗教和政治分歧的強大生命力。中華文化的“經”傳遞的是信仰，“史”傳遞的是經驗，“詩”傳遞的是情懷。歷史上，很多觀點不一乃至相左的人，只要有共同的情懷，總能彼此理解，乃至惺惺相惜，因為他們具有同樣的人文精神，認同共同的文明底色。詩詞中蘊含的哲學智慧、情感藝術、氣度神韻，正屬于這文明底色。只要認同這個底色，不論走多遠，相距多遠，終會相聚，終會回歸。

三

新時代呼喚著文學家們運用藝術的形式，把中華文明的底色鋪陳好。在各種思想分歧的利益群體身上，在海內外的華裔青年身上，在那些與我們共享一個文明的各個民族身上，喚醒大家共同的歷史記憶。新時代迫切需要一場“文化復興”。詩詞的復興，可以作為先聲。欲民族復興，可先復興中華文化；欲復興中華文化，可先復興中華文學；欲復興中華文學，可先復興中華詩詞。

第一，要弄清楚復興什么樣的“詩詞”？詩，尤其是繼承中國古典精神的詩，是傳承中華文化最好的載體之一。所謂“古典”，并不是拘泥于格律之類的古典形式，而是要承載著古典的精神。可以有格律，可以沒有格律，只要它有古典的“詩意”，就是詩。

古典的詩意是什么？不僅是吃點餃子舞點龍獅的民俗，不是純粹風花雪月的吟詠，而是要體現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歷史精神，尤其是能夠回答當前現實問題的歷史精神。比如，多元與一體的問題、個人與家國的問題、東方與西方的問題、中庸和極端的問題、開放與融合的問題。這些看似矛盾的兩面，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都有自己的回答。文學家們要想傳播中華文化，首先應讀懂歷史。歷代著名的詩人，大多有著深厚的史學哲學功底，有著豐富的社會政治實踐。他們的作品之所以千載之后還能擊中人心，是因為他們寫出的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唯有如此的歷史精神與現實擔當,今天與未來的詩詞才能有更多的真作者、真讀者、真影響，才能和當前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yè)充分結合，才能承擔起文化復興排頭兵的重任。

第二，詩詞創(chuàng)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詩詞創(chuàng)作中，“為誰創(chuàng)作、為誰立言”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創(chuàng)作的源頭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創(chuàng)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進入新時代，怎樣讓詩詞更加貼近群眾，真實地描繪人民群眾的生活、反映人民群眾的心聲？怎樣找到詩詞走向群眾的有效形式和途徑？怎樣幫助人民群眾提升古典人文素養(yǎng)？簡單說，這是個上下貫通的問題，亦是個雅俗共賞的問題。一方面，如何使精深的詩詞通俗易懂地走向老百姓，讓大家耳熟能詳；一方面，如何使經濟全球化與信息網絡化下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人，能主動追尋、學習、尊重古典詩詞的深奧，應是我們每個詩者的共同責任。

第三，詩詞創(chuàng)作要助推國家軟實力的提升?？v觀一部世界史，大國的興盛、民族的復興，絕非經濟實力代表一切，必須依靠文化軟實力的有力支撐。中國詩人歷來有詩酒為伴、仗劍天涯的真豪邁，更有家國天下、社稷黎民的大關懷，有修齊治平、力挽狂瀾的勇擔當。在中國大而未強之際,在中國青年尤需強化家國責任之際,在中國社會更需厚植人文情懷之際,在中國必須向世界說清中華民族強而不霸、弱而不分的和平文化基因之際，中國更需激活并提升包括詩詞在內的文化素養(yǎng)與精神氣質。中國詩人們首先應做文化引領者，其次應做道德表率者，即以“明德引領社會風尚”。

詩文界還有不少問題迫切需要探討。如新詩舊詩如何貫通？如中國詩與西方詩如何互鑒？等等。這些都留給專家們。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70年的奮斗歷程，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斗史詩。解讀好這首大氣磅礴的史詩，需要從根上講清楚“四個自信”中的文化自信，這是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的大課題。我們將以更加充沛的底氣，集結詩詞的偉力，為國家和民族“培根鑄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凝神聚氣”！

（作者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

用當代視角打量詩歌

□文/蔡世平

中華舊體詩歌是從農耕文明的土壤里生長出來的，因為舊體詩歌活潑的生命力，傳統(tǒng)對于今天仍然有一種強大的影響力與覆蓋力。傳統(tǒng)是一雙無形的巨手，某種程度上仍然操控著今天的舊體詩歌寫作。以至于今天的不少舊體詩歌寫作者還是習慣于傳統(tǒng)思維，念茲在茲的還是小橋流水、梅蘭竹菊這么一些詩歌意象。但是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對于今天的大多數詩人來說已經回不了“老家”了。老房子已經拆光了，再也見不到煙熏火烤的土坯墻壁，也聽不到吱嘎作響的木門聲了。如果有，那也只是旅游景點的刻意裝飾。在已經跨進工商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的時代門檻，并且已經生活了不少時日后，我們的詩歌思維是不是也要與時俱進，適應這種轉變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這就需要我們的詩人用全新的當代視角來打量詩歌。特別要強健詩人的脾胃來“消化”經濟全球化、社會現代化。在莊稼的無土栽培已經成為現實的今天，詩歌的生長土壤無疑也要做到“有土能生長”“無土也能生長”，具體說就是要在“當代文明”的營養(yǎng)液里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

那么，進入當代社會后，詩歌是不是就一定得是硬邦邦、冷冰冰，沒有柔軟、沒有生意、沒有溫度，面目可憎的那一種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我們看到，人可以改變生產條件；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知道，人雖然很能，對于無以窮盡的宇宙時空而言，怎么著都是小打小鬧。把眼睛放大里看，放遠里看，我們居住的星球，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們要改變的，只是觀察世界的那一雙眼睛和感知世界的那一顆心靈。發(fā)現自然、貼近自然、回歸自然，從自然中吸取愛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任何時候都是詩歌創(chuàng)作所必需的。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館中華詩詞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中國當代詩詞研究所所長）

新時代的詩歌建構

□文/李少君

新時代應該是一個建構主義的時代。詩歌的變革首先是價值觀的變革。唐初陳子昂的詩歌革命，首先就是提倡“風雅興寄”“漢魏風骨”，被認為“一掃六代之仟弱”“以風雅革浮侈”。在唐代，陳子昂的詩歌成就不是最高的，但韓愈認為“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對之推崇備至。新時代也需要這樣的“黃鐘大呂”。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解構主義時代，自我否定、自我貶低乃至自我丑化，越走越遠，最終走向徹底的虛無主義和解構主義；新時代，就應該從個人主體性逐步走向國家主體性、民族主體性，走向自我肯定、自我發(fā)現和自我創(chuàng)造，走向逐步建構的新的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性。

從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這一歷史性的巨大轉折，正是時代最具詩意之處，是詩人們最能發(fā)揮自由創(chuàng)造的無限空間。兼具思想能力和感受能力的優(yōu)秀詩人，最終會將人民的主體性、民族的主體性、國家的主體性和個人的主體性融為一體，加以不斷肯定、不斷強化和不斷超越，打動人心、感染世界，改變風氣、影響社會。

在新時代，詩歌還應該創(chuàng)造新的美學原則，建構新的美學方式。習近平總書記說：“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識是奮進的動力。”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打動人心，就是如何贏得人心，文學藝術皆以形象贏得人心。文藝的基本規(guī)律是形象思維，文藝以形象感人，只有典型形象才能深入人心永久流傳。詩歌以文字塑造形象，營造意境，激發(fā)情感。

我們這個時代恰恰是一個新意象新形象層出不窮的時代，但要使之永久，必須靠文藝來創(chuàng)造，文字可以比肩造化神功，甚至“巧奪天工”。在新時代，新的經驗、新的感受與全新的視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以一種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產生著。山河之美與自然之魅，日常生活之美與人文網絡、社會和諧，都將給詩人帶來新的靈感和沖擊力，激起詩性的書寫愿望；而復興征程、模范英雄、高速高鐵、智能機器、青山綠水、綠色發(fā)展、平等正義、民生保障、精準扶貧、安居樂業(yè)、“一帶一路”、海洋世紀、共享經濟、航天探索……都可以成為抒寫對象，成為詩歌典型，都可以既有時代典范性，又具有藝術價值。

（作者系《詩刊》主編）

詩的復興與文化語言環(huán)境

□文/萬俊人

從語言哲學與文化哲學的視角看，詩歌是所有語言形式中最靈性最精妙的，也是最富于人性情意表現力和思想自由度的，所以，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把“詩意地棲居”視為人類存在最愜意的樣式。

以日常語言學和大眾文化的尺度來衡量，詩歌的生態(tài)常常成為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文化生態(tài)和社會文化心理的客觀反映，反襯出后者的內在品質和風格。唐詩宋詞所代表的不單單是唐、宋兩個朝代的文化和精神面貌，還有（甚至更重要的是）唐、宋兩個朝代非凡的文明和氣度以及這兩個朝代中人們的生活狀態(tài)、情感狀態(tài)和思想狀態(tài)。這樣的狀態(tài)在明、清時代是難以想象的？

以當下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想狀態(tài)而言，詩歌（無論新舊）的復興有著多重積極（正面）的意義。首先，有益于凈化當下社會話語過度商業(yè)化、技術化、數字化的“逆文化”的語態(tài)，這是后當前社會所面臨所滋生的新問題，也是一個現代性的文化問題。其次，有益于我們社會的道德重建，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文教和德化傳統(tǒng)的“道德文明古國”（黑格爾語）。教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tǒng)。言教是教化的基礎和主要門徑。有人說，中國文化是“說”與“聽”的文化，一如德國文化是“思”的文化，法國文化是“看”的文化，英國文化是“算”的文化，美國文化是“干”的文化，因之，如何說，說什么，說得動聽、能聽，聽而入心入情，實在是個大問題。詩教是言教之精華，更是教化最精妙高雅的方法。期待詩教的援助或言之攀援詩說詩教或許是道德說教重新成為可能的一個高雅而方便的法門。

詩歌常被視之為一種優(yōu)雅高端的文學形式，古典詩詞歌賦因其技能規(guī)范的約束更被看作是少數詩家的壟斷專利。如何使之大眾化或曰如何使之進入社會的公共話語和大眾言說？還是一個問題，即使是如今的讀書人能吟詩作聯比賽，然則在當今社會日趨公共化的大勢下，不入公共話語便不能言及復興。此外，一些現代媒體書院在制作各類節(jié)目推廣古典詩歌時，雖然媒體效應甚大，但實際問題多多，譬如，作為點評專家的人，連一首合格的五律都不會，這怎么行？由此可見，詩歌的復興依然任重道遠。

（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詩詞創(chuàng)作中的真性情

□文/錢志熙

當代的詩詞創(chuàng)作呈現復興之勢，但問題仍很多。我總覺得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詩人們常常忘了詩歌創(chuàng)作最根本的功能，還是要表現個人的真實的思想感情。我們看《毛詩大序》論詩，已經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了。一是強調詩歌的政教作用與諷喻功能，強調詩歌對于社會現實的反映、影響的作用。由此出發(fā)，便有“美”與“刺”兩種作法。二是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強調詩歌表現個體思想感情的作用，但仍要求興寄見志，有微婉諷喻的精神。前一種可以說是直接表現“大我”，后者則可以說是通表現“小我”而包含“大我”。但是詩是抒情的藝術，而情則是個體的活生生的生命狀態(tài)；所以，直接表現“大我”的詩歌，其中當然包含著“小我”的感情活動。而寫“小我”如果要引起共鳴，產生審美效果，其中當然也應該包含“大我”的共相。說到底，無論是寫“大我”，還是寫“小我”，其實只是出發(fā)點的不同而已。其殊途同歸之處，都是要寫出性情之真，都要突出“人”的主題，寫出真思想、真感情。所以，我們寫詩，最初的出發(fā)點無論是為吟詠個人的情性，還是諷喻時事，還是頌美人物，只要是發(fā)于真情、出于真心的，都有可能寫出好詩。

綜觀今日的詩壇，作者如云，有成就者也不少。但無論是頌美派，還是諷刺派，真正做到出于性情之真的，很少?；驍M古造作、或虛矯叫嘯，真人少，真詩更少。而古人所說的詩言志，吟詠情性以見志，則絕大多數人視為陳詞濫調，不知道這是凡為詩者都必須努力實行、體認的詩詞寫作的根本原則。

古代通文墨的人，至少在明清時代，幾乎沒有不會寫詩的。這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作為一種藝術的詩，一般的人，都是可以學會。今天之所以大多數人不會寫，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像古人那樣從小就學。鑒于這一點，不要將寫詩看成是很神秘的事。據我看，陶淵明是溫厚的，不用說了，即使李白、杜甫，年輕時候可能狂過一下，但后來其實都是很溫和的人。不管出于何動機學詩，不管做不做得成詩人，也不管詩才高低，寫詩重于表現自己的真實感情。這是最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

本版編輯整理：廉維亮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