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諸多的思想文化觀念領域中，無論歐洲是否仍是實質(zhì)上的中心，但占據(jù)著強勢話語地位的歐洲人，卻始終致力于維護其在精神層面的中心地位。

我最近參加了國際電信聯(lián)盟（ITU）為紀念其創(chuàng)辦150周年而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中國雖然不是國際電聯(lián)最早的契約國之一，但最近三十年卻在電聯(lián)內(nèi)部十分顯赫，現(xiàn)任的秘書長就是中國人。發(fā)言的學者有20多位，大多來自歐洲。歐洲之外，除三位來自北美，便只有兩個亞洲人，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印度尼西亞的一位女性——她是印尼國家電視數(shù)字化委員會的成員。

會議的絕大多數(shù)時間，我都不太確定自己是否真的弄懂了歐洲人在講些什么。他們對早期電信業(yè)歷史的關注，完全圍繞英、法、德、奧、西等幾個歐洲大國展開，彼此的討論亦很激烈，甚至出現(xiàn)了一些較為尖銳的沖突時刻。但我和印尼姑娘的發(fā)言結(jié)束后，大家只是提出了一些十分溫和，甚至有些過于簡單的問題，似乎在他們眼里我們是客人，招待一下就好了。中場茶歇的時候，會議的組織者，一位盧加諾大學的教授過來，他對我說：謝謝你來，這個會議真的需要你們，否則就成了歐洲中心主義了！

我苦笑著感謝他的善意，但心里始終耿耿于懷：難道我來了，發(fā)言了，得到了與會同行的贊賞，這個會議就不再是歐洲中心主義了嗎？恐怕我這個亞洲人的存在毋寧是在形式上掩蓋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實質(zhì)吧。對此，那個來自印尼的姑娘也和我有相似的感受。她私下里對我說：我感覺他們并沒聽懂我究竟在說什么，就像我也并未聽懂他們在說什么一樣。

所謂“聽不懂”，并非語言或交流上的障礙，而是文化與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在全球諸多的思想文化觀念領域中，無論歐洲是否仍是實質(zhì)上的中心，但占據(jù)著強勢話語地位的歐洲人，卻始終致力于維護其在精神層面的中心地位。這一狀況并未因有亞洲人加入而發(fā)生改變，卻反而讓原有的“中心-邊緣”結(jié)構在形式上被表面的“東西方對等交流”的面貌所掩蓋。

這些年與西方人打交道，形成了一個不大成熟的想法，那就是“非西方”的觀念若要真正在全球領域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僅僅作為對“西方”的點綴和裝飾存在，關鍵不在于列舉出多少“事實”和“觀點”，而在于堅持自身獨特的“邏輯”。所謂“非西方”既包括歐美之外的廣大亞非拉地區(qū)，也可以特指與自己關系最密切的中國。邏輯之所以比事實更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夠在本質(zhì)上確定“差異”本身的天然合理性，從而真正奠定對話的基礎。

所以，與西方世界的真正意義上的對話，應當是邏輯的對話，而不是事實、信息和觀點的對話。正如兩個成長于不同環(huán)境的人很難彼此勸服一樣，讓千百年來相互對峙的觀念體系在短時間內(nèi)達成絕對的“和諧”，也是不可能的事。文化交流的關鍵，在于邏輯上的相互理解。達到了這一點，就算不能彼此說服，卻也足可以做到和而不同，令身在其中的人們均學會換個角度思考問題。

□常江（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