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自去年四季度以來，教育部掀起高校獨董問題監(jiān)管風暴，多家上市公司的高校獨董在春節(jié)前后集中辭職，僅短短3個多月，已有超過300名高校獨董離職。

很明顯，這一波高校獨董的集中辭職，與去年中紀委針對高校腐敗持續(xù)的高壓態(tài)勢有關。而當前高校獨董的大量離職，也自然會迎來社會輿論的普遍叫好聲——高校獨董憑什么橫跨商學兩界（乃至政商學三界）、名利雙收？

確實，一直以來，盡管與退休高官獨董相比，由高校獨董所滋生的權力尋租空間相對較小，也更具隱蔽性，但是，由此所敗壞的學術風氣，因而對整個社會風氣引起的負面影響，卻是相當地嚴重。

不可否認，當前的高校獨董隊伍，在上市公司確實普遍僅充當“花瓶獨董”的角色，在上市公司大都是“拿拿高薪舉舉手”，更不可否認，在高校獨董的隊伍中，還有為數不少的高校黨政干部，更存在一人身兼數職、以及高校董事涉嫌違規(guī)內幕交易等亂象。但是，站在中國資本市場治理的現(xiàn)實語境，這并不意味著要徹底否定高校學者兼任獨董的合理性。

事實上，即使在成熟的資本市場，高校獨董也是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占比較高的群體。這是因為，相比其他獨董群體，高校獨董不僅具有更好的專業(yè)知識和學術素養(yǎng)，而且基于學術與實踐互為反饋、相互驗證的需要，部分高校學者也確實存在兼任上市公司獨董的必要。

高校獨董的亂象叢生，確實應該從嚴從快治理，但必須就事論事。首先，從資本市場監(jiān)管來說，必須強化獨董問責機制，不管是退休高管獨董、還是在職高校獨董，如宋常這樣涉嫌內幕交易的獨董，必須依據相關法律法規(guī)，第一時間從嚴處理；再如徐經長這樣曾身兼6家上市公司的高校獨董，也不能因為其“花瓶”不犯事的角色，而默許其超出證監(jiān)會的相關規(guī)定（最多一人身兼5家上市公司的獨董）。此外，為對包括高校獨董在內的獨董群體構成常態(tài)化監(jiān)管，當前還有必要進一步強化獨董賬戶申報制。

其次，從嚴防高校腐敗、凈化學術風氣來說，當前教育部門不僅應該明令禁止高校黨政干部不得兼任上市公司獨董，而且，還應根據教學任務的多少、學術研究的方向，出臺高校獨董兼職數量限制、以及上市公司行業(yè)方向選擇等參考性規(guī)定。如此，既可以切割學界與商界的利益輸送通道，還可以規(guī)范高等教育的學術研究之風，更可以借助高校獨董的學術專長更好地服務我國資本市場。

之于當下而言，在整治高校獨董亂象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反思獨董制度為什么在我國資本市場水土難服——時至今日，獨董制度引入我國已經長達10多年，之所以未能有效充當維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看門狗”，之所以包括高校獨董在內的上市公司獨董均普遍淪為“花瓶”獨董，根本原因還在于，“一股獨大的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持續(xù)難解、以及A股市場常態(tài)化監(jiān)管的持續(xù)缺失。

□楊國英（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