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基于近代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與歷史研究者掌握資料的程度、認知視角的學術(shù)研究都存在一定差異，但無論是海峽兩岸學界之間，還是中外學者之間，對近代民主革命先驅(qū)孫中山先生的研究往往是一致的。這既與海峽兩岸與中外學者對孫中山先生研究資料的重視與投入有關(guān)，也同孫中山先生之于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特殊角色與重要貢獻有關(guān)。正是由于孫中山、黃興等近代無數(shù)民主革命先驅(qū)的浴血奮戰(zhàn)，中國人的腦袋與雙腳才不再為磕頭而存在，而只為思考和走路而存在，他們的這份歷史勞績既值得歷史研究者予以充分肯定，也值得后人景仰和珍惜。

歷史資料簡稱“史料”，既是歷史研究的基本依據(jù)，也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對象，如果離開歷史資料，歷史研究便是無米之炊和無本之木。唯其如此，中外前賢都特別重視對歷史資料收集和整理，蔚然成風。收集和整理歷史資料，與歷史研究之間，始終存在良性的互動關(guān)系，互相推進。

關(guān)于孫中山研究的史料，經(jīng)過百余年來幾代人的努力，碩果累累，頗具規(guī)模。每一次資料的整理和出版，都能推動新一輪歷史研究的進展。大陸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8卷）的問世便是如此，大陸《孫中山全集》（1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1986）與臺灣國民黨黨史會從《總理全書》（1950年）到《國父全集》的五次修訂（第5版在1989年，12卷，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也是如此。在若干孫中山傳記、年譜與資料出版的基礎(chǔ)上，還有以“整輯排比”的史纂與“參互搜討”的史考相結(jié)合的陳錫祺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和張磊先生主編的《孫中山詞典》等鴻篇巨制的印行，此外，以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與事功為主題的若干學術(shù)研討會的論文集的編成，都不難使人感覺，孫中山研究已經(jīng)作為成熟的學術(shù)領(lǐng)域，可以創(chuàng)新學術(shù)陣地。

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工作仍在繼續(xù)發(fā)展。去年，在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90周年之際，新編的《孫中山全集》共16卷由人民出版社發(fā)行。該書由年近百歲的歷史學家尚明軒先生主編，年近九旬的前輩史家劉桂生先生力襄其間，王憲明、左玉河、賀淵、郭世佑等應(yīng)邀參與。全書在前人已經(jīng)整理成較為詳備的孫中山全集、文集、集外集的基礎(chǔ)上，廣搜近30年來各地披露的新資料和輯佚考辨成果，全書收集整理稿件共11500余篇，共1000萬字，比中華書局版《孫中山全集》多3000余篇，增加501余萬字；比臺北新版《國父全集》增多2000余篇，增加410余萬字。

該書把個人著述之“文”與公文批復之“筆”分開編排，以便突出重點，彰顯思想脈絡(luò)。編者還重新核校海峽兩岸的大部分原始底稿，修正一些文字上的錯誤，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礎(chǔ)上，對200余篇文件做了進一步的考釋辨證，力求準確無誤。新版的全集還收錄了從國內(nèi)外浩瀚的檔案文獻資料中發(fā)掘出來的有22篇從未發(fā)表或從未在海峽兩岸發(fā)表的新文獻，涉及中日、中蘇關(guān)系及國家建設(shè)等諸多問題。

由于孫中山的活動范圍甚廣，影響亦巨，資料收集的難度頗大，要想做到“全集”之全，并不容易，目前還不是收官的時候，我們期待廣州學者黃彥先生勤搜多年的《孫文全集》的出版，王杰先生正在編輯《孫中山史料拾遺》一書，也是可以期待的。

除了孫中山本人的文本之外，中山大學桑兵教授主編的十卷本《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匯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也是近年值得重視的基礎(chǔ)性學術(shù)工程。該書由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的骨干教師趙立彬教授、何文平教授等通力合作，歷時數(shù)年，從有關(guān)檔案、報刊、文集等資料中搜集和輯錄各方致孫中山的公私函電，附以悼念孫中山的電文等，共7600多通，約480萬字。也許只有盡可能走近孫中山與其他人物及多方力量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才能真正理解孫中山先生本人的言論語境與行動的時空條件，如果囿于就孫中山談孫中山，很難完成在中國文化語境中人物研究的更高目標：“知人論世”。

就研究主題而言，近年中外學界對孫中山先生的家世、學業(yè)、婚姻、革命歷程、思想脈絡(luò)、理論建構(gòu)與實踐、建國謀略與嘗試中的成敗得失，都不乏專題論著。孫中山先生與不同時期革命同伴的情誼，與非革命陣營的斗爭，與日、美、俄、英等國的外事往來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斷地深化中。就研究力量的布局來說，海峽兩岸的學術(shù)力量仍屬這個國際學術(shù)平臺的主力。臺灣以國父紀念館為陣地，林國章館長、孫文學會創(chuàng)會會長黃城教授等都不乏新作問世，以孫中山研究為主題的兩岸交流正在拓展。臺灣學術(shù)界在2006年創(chuàng)刊了《孫學研究》，至今已編發(fā)20期，國父紀念館等付梓編印的專題論集多達數(shù)十冊。

無論就歷史學研究的難度而言，還是孫中山先生研究這一課題的難度而論，正如荷蘭歷史學家彼得·蓋爾所說，任何歷史研究“都是中期報告”。曾經(jīng)為編輯孫中山全集與推進孫中山研究不遺余力的臺灣前輩史家羅家倫強調(diào)：“知識的探討如果一日不停止，則誰敢說他的著作，是最后的一部呢？”我們期待在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不斷深入，弘揚孫中山精神，讓孫中山研究造福兩岸同胞，造福中華兒女。

（作者為著名近代史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同濟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