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勒惠支木版畫作品《志愿軍》（《戰(zhàn)爭》組畫第二幅，作于1921年，最晚完成于1922年年初，350×496毫米）

　　藝術評論：魯迅收藏珂勒惠支第一幅版畫的契機是什么？

　　王錫榮：1930年，魯迅收藏珂勒惠支的作品其實是偶然，魯迅當時有兩個學生在歐洲留學，就委托他們收集歐洲的版畫和其他美術作品，包括許多畫冊。魯迅在1930年買書買得最厲害的時候，其中就有許多歐洲的美術作品，有印刷品，也有單片，于是他發(fā)現了彼時的珂勒惠支。他托學生買她的作品，但是學生還是寄過來了印刷品，此時恰好因為左聯的活動，魯迅有機會與史沫特萊接觸頻繁，便知曉史沫特萊和珂勒惠支是好友，就直接通過史沫特萊購買珂勒惠支的作品，10馬克一幅，第一次買了12件原作，120馬克，合100塊大洋。第二次買了10件，114塊大洋。在當時已經不便宜了。據說珂勒惠支的作品質量好的都是手工印，但是手工印刷到50版以上線條就不清晰了，因為木質材料的特性，多磨邊角便會磨圓，鈍掉，原來需要的棱角和尖銳的線條就體現不出來。于是魯迅提倡手工的木刻版畫，不要超過50件。但他不贊成機器印刷，原汁原味保存。

　　藝術評論：1930年代，珂勒惠支的版畫作品有過幾次在中國的展出？都是魯迅提供的展品嗎？

　　王錫榮：魯迅的整個氣質和精神與珂勒惠支很吻合。魯迅辦展覽的時候注重內容，關注藝術本身的質量內涵，注重對社會的推進作用，這是他最高的目標。“我從外國借得火來，目的是要煮自己的肉”，改變社會，對社會有益，這是他的思想。歐洲有許多剛健質樸的作品，尤其東歐北歐，魯迅覺得正是中國需要的，所以他對德國非常關注，他沒想到珂勒惠支的東西如此有力，對其推崇備至，積極購買收藏，還要辦展覽。到1932年，德國第三國際的代表人漢堡嘉夫人出面主持在其書店里舉行珂勒惠支作品展，展品由魯迅提供。珂勒惠支的作品最初總是7幅一組，那次展出的作品名稱為《職工一揆》(揆：發(fā)動，舉動，拿起來)，取這個生僻字眼也是因為當時的局勢不得不隱晦自己的意思。1933年10月14日第二次外國木刻展覽，又展出了珂勒惠支版畫。

　　藝術評論：國內很多出版物中記載有魯迅與珂勒惠支之間的書信交往，德國方面有嗎？

　　王錫榮：1931年，魯迅在上海舉辦木刻講習會，這是我國第一個創(chuàng)作木刻技法講習會。據當時參加講習會的江豐回憶，魯迅先生曾對學員們說，由于《農民戰(zhàn)爭》這套組畫特別感動他，因此萌生了寫信請珂勒惠支創(chuàng)作以中國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為主題的版畫，由于魯迅無法用德語寫作，便通過史沫特萊寫信請珂勒惠支創(chuàng)作，但未成。

　　魯迅提倡作家要寫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的作品，一個德國女藝術家，與相隔萬里的中國生活，還是隔膜很深。另有魯迅的學生回憶，魯迅曾經說自己寫信給珂勒惠支，請她以左聯五烈士的犧牲為主題進行創(chuàng)作。但是珂勒惠支回信說自己不熟悉中國，所以也謝絕了。

　　根據一份國外的資料顯示，珂勒惠支之所以兩次都拒絕，是因為當時她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所致：德國希特勒已經上臺，珂勒惠支因為傾向左翼傾向共產黨受到了壓迫，她被解除了一切職務。自此，她以沉默為抗議，在這種高壓態(tài)勢下，她必然謹言慎行，這也是一個原因吧。

　　這些都是魯迅學生的回憶，但即使在史沫特萊的回憶錄里也沒有提到與魯迅通信的事。前兩年我曾經拜訪德國的珂勒惠支美術館，他們的資料里也沒有提到與魯迅通信。

　　藝術評論：在德國的珂勒惠支美術館里，他們是否提到這位藝術家對于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影響？

　　王錫榮：德國的珂勒惠支美術館知曉中國對珂勒惠支的評價很高，也知道魯迅對珂勒惠支在中國的推廣。在德國本土，珂勒惠支的地位很高，戰(zhàn)爭紀念館里還用她的作品取代了原先的作品，矗立在大廳中央，如果為藝術而藝術，她是無法進入其中的。

　　首先是藝術的衡量，而不是政治概念，不是因為你的政治正確就進入了美術館，首先她是個藝術家，她的藝術的深度就在于深刻地反映了社會，有時代性。1928年珂勒惠支成為普魯士藝術委員會的委員。在1979年，她的作品就曾經以歐洲藝術作品的身份，在北京展出過。魯迅收藏的珂勒惠支作品很多藏于北京的魯迅紀念館。

　　藝術評論：《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是魯迅生前親自編選的最后一本版畫集，前后經年，魯迅為什么那么看重這本版畫集？

　　王錫榮：1937年7月出版的珂勒惠支的版畫集，收集了21幅版畫，其中石版畫7幅、銅版畫14幅。此外，在《序》中還附有3幅黑白木刻。魯迅生前請史沫特萊寫了序，請茅盾翻譯。之前原打算請珂勒惠支自己寫，后來珂勒惠支沒有答應。在這本版畫集里，魯迅親自寫了每幅畫的注解。這書出版只印刷了103本，中國國內只有33本，30本在歐洲出售，其余在日本出售，書都有編號，現在已很難覓到這個珍貴的版本。魯迅希望能夠有人翻印此書，傳播廣泛，他在畫冊扉頁上印著：“有人翻印，功德無量”。

　　藝術評論：從藝術史的角度來說，珂勒惠支重要嗎？

　　王錫榮：德國人其實也挺浪漫的，19世紀文學中就有德國人的浪漫派，魯迅是感到珂勒惠支的作品中有一種力量和滲透力，中國需要這樣的作品來喚起民眾麻木的神經，筆觸與線條都能夠啟發(fā)人和打動人。她本身就有非常高超的藝術手段。不是社會政治史、深刻的社會意義使她的作品更富有廣大的影響力，而是藝術上成功獨創(chuàng)、有新意，獨具一格，有現代派的新意，又不脫離現實使她偉大，尤其她是女性，作品中表現出超乎女性，甚至超乎男性的力度的東西。魯迅的整個氣質和精神與珂勒惠支很吻合。

　　藝術評論：珂勒惠支的創(chuàng)作與中國有無更近的關系？

　　王錫榮：珂勒惠支曾經利用獎金去了趟意大利，盡管贊賞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但是她仍然認為，與自己的創(chuàng)作距離太遠。

　　1931年，2月7日，柔石、李偉森、胡也頻、殷夫、馮鏗等左聯五烈士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于上海龍華。這一暴行立即引起了世界進步文化人士的強烈抗議，而珂勒惠支正是在全世界進步文藝家聯合抗議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左聯五個青年作家的抗議書上簽名的一位。

　　魯迅特意從上海德國書店購得珂勒惠支的木刻《犧牲》，刊登在正要創(chuàng)刊的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上，以示對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的紀念。

　　珂勒惠支與其對中國的影響

　　凱綏·珂勒惠支1867年7月8日生于柯尼斯堡(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1945年4月22日卒于德累斯頓。早年在慕尼黑女子美術學校受教育時，就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想。她的早期作品《織工反抗》、《起義》和《死神與婦女》、《李卜克內西》、《戰(zhàn)爭》(組畫)等，以尖銳的形式把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和勇于斗爭的精神傳達出來。1927年應邀訪問蘇聯回國后創(chuàng)作了石版畫《游行示威》、《團結就是力量》、《母與子》等。1933年希特勒上臺，她雖然受到迫害，仍堅持作畫。

　　她一生飽受戰(zhàn)爭帶來的傷害，兒子和孫子先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戰(zhàn)死。在1943年她的住宅被炸毀，她離開柏林搬到德累斯頓的一個小鎮(zhèn)居住并于1945年在那里逝世，而在臨去世她依然沒有看到戰(zhàn)爭結束的那一刻。

　　珂勒惠支今天廣為我們所知，更是因為她與中國的淵源。她的美學思想在中國被重新點燃——1931年魯迅為了紀念柔石，第一次把其作品《犧牲》發(fā)表在當時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上，這是珂勒惠支作品第一次在中國大眾面前出現。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不少中國進步木刻青年，無論是創(chuàng)作思想或是表現技法，都受到過珂勒惠支的影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當時產生與發(fā)展于上海的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那時的上海，進步的美術青年，在政治上隨時隨地會遭到迫害，在創(chuàng)作上又受著資產階級藝術的沖擊。承受著政治上、創(chuàng)作上和生活上的多重壓迫，處境雖然困難，但他們在以珂勒惠支為代表的藝術精神和藝術風格的指引與影響下堅持奮斗，以刻刀為武器不斷創(chuàng)作，不斷開展進步木刻運動，使得中國新興木刻版畫第一次真正地吸收了西方的風格，從而改變了中國木刻版畫歷史的進程，正如魯迅所說：“中國木刻圖畫， 從唐到明，曾經有過很體面的歷史。但現在的新木刻，卻和歷史不相干。”在這一重大的變革中，直接最先深受其風格影響的是身處上海這個中國新興木刻的發(fā)源地與最前沿的版畫家們，他們是：陳鐵耕、胡一川、黃新波、力群、江豐、陳煙橋、王琦、劉峴、楊可揚、朱宣咸、馬達、鄭野夫、李樺、荒煙等。